国家提出：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目前我国产业发展正处于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关键窗口期，产业发展面临的“有产业、无体系”“有链条、不畅通”“有要素、不协同”等矛盾突出，制约了产业体系整体竞争力和效率的提升。要按照中央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最新部署，瞄准痛点难点问题，理清思路，突出重点，加快构建“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发展质量，畅通经济循环链条，有力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制造强国建设。
一、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面临的瓶颈制约
当前，我国面临实体经济动力弱化、关键要素短板突出、要素结构错配、协同发展机制僵化、开放层次偏低等突出问题。
（一）实体经济动力弱化，主体地位不稳
当前，受成本上升、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虚拟经济挤压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实体经济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转型升级困难，导致对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高端要素吸引和集聚能力下降。
一是实体经济发展趋缓。近年来，受劳动力、能源、原材料、运费等成本轮番上涨和中美经贸摩擦等外部因素影响，我国实体经济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盈利能力大幅下降。无论从全部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还是出口交货值看，我国实体经济均呈现较为明显的下行态势。特别是民营企业困难加剧，民营企业资产负债表明显恶化，行业间、不同所有制之间利润不平衡问题突出。部分民营企业信用风险集中爆发，2018年债券违约支数突破百支，创历史高点，彻底打破刚性兑付。根据WIND数据，我国企业销售毛利率从2000年的26.5%下降到2017年的18%左右；非金融上市公司利润下滑更为明显，净利润率从2000年的8%以上下降到2017年的6%左右。
二是“脱实向虚”风险加大。近年来，大量资金抽离实体部门，侵蚀了实体经济发展基础，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有所动摇。2017年，实体经济在GDP中的占比为85.9%，比2012年下降2.5个百分点。特别是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工业和制造业增速下滑明显，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自2010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达到19.7%后，一直保持回落态势，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仅为6.0%，是1992年以来的较低增速；2017年和2018年分别为6.4%和6.3%，处于历史低点。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明显下降，目前已低于30%。
三是结构升级滞缓。实体经济低端产业盈利能力显著下降，而向高端产业升级的动力和能力严重不足。尤其是受体制机制制约，民营企业发展信心动摇、预期不稳，创新创业活力受到压制。一方面，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升级滞缓。另一方面，中高端需求仍然得不到有效满足，巨量消费潜力难以释放。2014年我国居民境外消费首次突破1万亿元，2017年达到1.4万亿元，表明我国居民中高端消费需求强劲，但在国内难以得到满足，高品质产品供给不足，高端需求存在供需错配。同时，也应看到，近年来以“互联网+”、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较快发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高涨，释放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活力，但新兴产业体量仍然偏小，短期还难以弥补传统产业下滑带来的影响。
（二）关键要素短板突出，支撑能力不强
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是支撑实体经济发展和构建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关键要素。但目前我国在科技、金融、人力资源等要素培育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距离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构建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
一是科技创新瓶颈凸显。我国人均研发经费支出较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6年我国人均研发支出为326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5，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3，与德国、瑞典、韩国、日本等创新型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从研发人员密度看，我国每万名劳动者拥有研发人员48人，而丹麦则高达213人/万名，韩国、日本、德国等国平均为140～168人/万名。另外，三方同族专利仍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欧盟，三家合计占全球比重达到82.5%，而我国三方同族专利占全球比重仅为3.51%，难以支撑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要求。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情况较为突出。
二是金融体系支撑能力不足。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脱节严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不协调，整个金融体系中传统银行占比较高，服务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等发展的现代金融培育不足，金融体系效率低下。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18年6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83.27万亿元，其中包括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在内的直接融资规模仅为26.1万亿元，占全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为14.2%，而包括各种贷款在内的间接融资占全社会融资规模比重高达85.8%。从衡量新经济发展活力的风险投资（VC）发展情况看，近年来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迅猛，融资规模从2013年的30亿美元快速上升至2016年的340亿美元，占全球比重上升至26%，但与高达152万亿元的银行贷款相比，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还远不充分。
三是人力资源存在结构性供需矛盾。劳动力资源丰裕而人力资本发育不足，全部劳动力资源中人才占比较低，高端人才和专业技能人才较为缺乏。根据科学技术部发布的《中国科技人才报告》，我国自2013年起成为世界第一科技人力资源大国，目前已拥有1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掌握专业技能的人才资源，但年新增劳动力中研究生学历以上人才占比较低，仅为3%左右，且人力资本增量已经出现增长放缓的势头。在高学历人才供给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从高等院校入学率看，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为48.44%，总体水平仍然偏低，20世纪90年代美国高等院校入学率就已接近80%，2013年韩国达到93%。从专业技能人才看，近年来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出现“断崖式”滑坡现象，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大幅下降，技能型劳动者仅占就业人员的19%。
（三）要素矛盾错配凸显，配置效率不高
各要素之间协同性不足，各要素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不协同，也是制约协同发展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瓶颈。主要表现为：
第一，科技资源错配现象突出。具体而言，存在“三个错配”现象：一是领域错配，2017年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支出的比重仅为5.5%，而美国为19%，日本为11.3%，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二是主体错配，政府研发经费主要投向高校和科研院所，投向企业的比例偏低。三是行业错配，大量财政资金投向新兴产业领域，而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研发支持不足，导致部分传统产业错过转型升级的机遇窗口期。
第二，金融资源错配问题较为严重。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05年的4%快速攀升至2015年的8.39%， 2017年降至7.95%，但仍高于美国和英国等金融强国。金融业增速明显快于GDP增长和实体经济发展，居民按揭贷款余额占商业银行贷款余额比重从2009年的9%提高到2017年中期的18.1%，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持续下降。占国民经济比重60%以上的民营经济银行贷款余额仅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5%左右。货币规模和GDP比例关系不协调矛盾突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下降。近年来，我国广义货币供给M2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上升，无论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与新兴经济体相比较，我国M2占GDP的比重都偏高。
第三，人力资源错配问题突出。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需要全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人才活力迸发，人尽其才、各尽其用。对实体经济而言，就是需要各类人才加快向实体经济流动，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塑造实体经济新优势提供智力支撑。但目前我国人力资本配置不合理，无论从高层次人才专业结构，还是所学专业与从事工作的匹配度来看，我国人力资本过于投向金融和虚拟经济领域的现象比较突出，难以支撑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从就业结构看，优秀人才大量流向金融行业，真正进入实体经济部门从事科技创新的比例较低，“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矛盾并存。据统计，近年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每年毕业生就业去向第一选择都是金融业，平均每年都有超过20%的毕业生选择进入金融机构就业，而进入制造业就业的比例分别不足7%和1%。一些理工科院校的毕业生也把进入金融行业作为第一志愿，人力资源错配现象严重。企业高层次创新人才不足现象突出，根据科学技术部的调查，我国工程领域博士生愿意到企业工作的比例不足15%，而美国则高达80%。
（四）产业开放层次偏低，内外协同不畅
随着我国产业国际化步伐的不断推进，产业发展与国际产品、要素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但在吸引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要素禀赋方面仍存在不少短板，全球化资源配置能力还不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急需提升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开放性。
一是国际创新资源整合不够。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较为重视科技领域的对外开放，主要的科技创新高地往往也是国际创新资源集聚、学术交流活跃高地。欧盟先后推出了尤里卡计划、伽利略计划等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这些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使发达国家可以更多利用外部的研发资金和优秀人才，抢占科技革命制高点。而我国类似国际合作科学计划还不多，整合全球创新资源能力较弱。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入力度较低，目前我国吸引的跨国公司大多从事加工组装环节，设立研发机构的比例尚不足3%，且研发机构层级较低。
二是国际供应链构建和主导能力不足。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我国产业以劳动力成本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但主要被锁定在加工组装环节，核心技术仍被发达国家垄断，造成我国产业附加值低、国际供应链主导能力不足等问题突出。从工业增加值看，我国人均工业增加值为3243美元/人，仅相当于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的1/3。在事关国家产业安全的芯片等关键零部件上，我国产业链的国际可替代性和市场可替代性不高，一旦发达国家“断供”，国内生产流程就难以运转，产业发展风险较高。
三是金融体系开放层次不高。我国金融发展在体制机制、规则体系、市场环境等方面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程度较低，在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市场准入要求较高，全球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还不强。原油、有色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规则制定权和定价话语权缺失，导致我国相关产业发展长期处于被动地位。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高，对我国企业走出去支持力度有限。
四是国际化高端人才吸引力不足。能够吸引全球高端人才源源不断地涌入，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体系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如美国硅谷的工程师有1/3以上是出生在国外，源源不断的高端人才向硅谷集聚，造就了硅谷的创新活力和产业体系的竞争力 ,而我国目前在吸引国际高端人才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据《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在引进国际受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指标上短板较为突出，在参与排名的126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排第97位。（来源：《改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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