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GDP，世界130多个国家可分为高收入、中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和贫穷国家。工业化通常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由之路，高收入国家几乎都是顺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包括英国和美国等先行工业化的国家，也包括后来追赶进入高收入水平的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后工业社会中服务业占比提升和制造业占比下降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必然趋势。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经济发展阶段做了不同但相似的划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和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理论。钱纳里在霍夫曼工业阶段及指标的基础上，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分为6至7个时期，认为初期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之后逐渐以重工业为主，之后服务业高速发展，最后高科技产业从服务业中脱离出来并形成主要产业。从需求端来看，工业化初期应该以满足最终需求的生活需要为主，之后逐渐过渡到中间产品的提供，最后再回归到最终生活需求的满足。库兹涅茨在克拉克关于产业结构演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结构按照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依次递进演化的内因是资源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

国内外现有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忽视了创新对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或者割裂地分析创新和产业结构变迁两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二是普遍过分强调其正相关性。但是，从产业结构变迁过快导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角度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最先引入“产业结构早熟”的概念，即产业结构早熟的内涵是虽然产业结构已接近发达国家，但是人均收入和国家创新能力并没有达到足够高的程度和水平，导致需求不足和有效供应不足并存。她认为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导产业后，制造业没有持续地发展并实现技术升级，导致国民经济缺乏能够不断推动技术进步的产业支撑，因此不能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从国际上看，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增长失速的同时，普遍伴随着比较严重的产业结构早熟现象。以巴西为例，1980年巴西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超过2 000美元。当时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为33.7%，但在1987年见顶后快速下降，到1997年已下降至16.7%，2011年更进一步降至14.6%，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缓慢，直到2010年人均GDP才达到10 000美元的水平。

自2012年以来，中国产业结构明显改变，服务业占比持续提高，由2000年的40%迅速上升至2015年的50.5%，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然而，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却由原来的两位数速率下降到1位数速率，2015年进一步下滑至6.9%，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值，比“十五”“十一五”增速下降三分之一。作为一个在新千年才迈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较高的增长速度是中国发挥“后发优势”、追赶发达国家的必要因素，决定着“十三五”时期中国是在产业结构完成提升的同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是像一些南美国家一样遭遇产业结构早熟难题，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产业结构早熟表象是服务业过早成为主要产业，其内在原因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创新能力发育不足。这种支撑产业可持续的创新能力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典型形态。随着20世纪末互联网的出现以及近几年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以信息化带动本身所处的服务业，以及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发展，逐渐联动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互联网式创新力的创新异质性对产业结构产生了特殊影响，继而影响经济增长水平。我们认为，中国与所有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样，当前正处在一个产业结构变化与创新能力提升能否同步的关键阶段，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发展机遇。我们运用历史数据验证了产业结构早熟问题，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探讨互联网出现前后，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而探讨互联网能否为中国三大产业带来健康、良性的发展，推动产业可持续升级，提供转型加速度，在“十三五”时期通过一种“中国特色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产业结构早熟现象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专家意识到了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产业结构过快增长可能带来的问题。罗德里克认为，除了少数依靠资源优势的小国外，多数国家的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必然伴随着工业水平的持续提高，而服务业占比的过早提升则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蔡昉利用库兹涅茨的理论，指出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合理的产业结构变迁可以看作是“库兹涅茨”式的产业结构演化，背后是资源向生产率更高的产业集中；而导致经济增长后劲不足的产业结构早熟则可以看作是“逆库兹涅茨”式的产业结构演化。

从历史数据来看，20世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经济分化现象，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产业结构早熟的问题来解释，也即产业结构是否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库兹涅茨”式升级。20世纪中后期，拉美国家依靠进口替代、东亚国家依靠对外出口，积极调整产业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带来了产业结构升级和高速增长。然而与发达国家的路径不同，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动没有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依靠资源红利、贸易保护和产业政策的短期增长也带来了思维惰性和路径依赖，从而其本国的创新产业没有得到有效发展，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的后劲不足，进而经济增长后劲不足。

如果将25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25个仍未跨越或花较长时间跨越的国家分为P（Passed）组与T（Trapped）组，可以从历史数据看出两组国家在过去50年内的人均收入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图1和图2描述了两组国家人均GDP变化趋势的对比情况，图3和图4描述了两组国家产业结构变迁趋势的对比情况。

T组选取南美洲的玻利维亚、墨西哥、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巴西，欧洲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俄罗斯、乌克兰，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加蓬、摩洛哥、突尼斯、南非，亚洲的马来西亚、菲律宾、牙买加、印度尼西亚、印度、秘鲁、泰国、土耳其25个国家作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P组选取澳大利亚、新西兰、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英国、加拿大、美国、日本、韩国25个国家作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图1描述了T组国家的人均GDP变化趋势，可以看到，大部分T组国家都在20世纪60、70年代进入了人均收入1 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但之后便陷入了漫长的“中等收入陷阱”，普遍都需要30～40年才能达到人均收入10 000美元的水平。图2是包含了一个P组国家（挪威）后，与所有T组国家的比较。从图2中大致可以看到两组国家人均收入的分化情况：两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基本保持了相似的人均收入水平，但是在70年代之后，逐渐开始产生了分化。以挪威为代表的P组国家逐渐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保持经济较高增速，一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T组国家则由于种种问题导致经济增速下滑，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图3和图4可以看出，在经济增长发生分化的20世纪60、70年代，两组国家最大的区别在于：P组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长期平稳增长，第三产业平均占比由1960年的50%增长至2010年的70%，大约增加了20个百分点；而T组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则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和停滞，导致50年间的产业结构升级速度有限，平均第三产业占比由1960年的40%增长至2010年的50%，大约只增加了10个百分点。T组国家经历经济增速下滑、被P组国家拉开差距的20世纪70年代，正是其产业结构经历早熟后出现产业结构变迁后劲不足、第三产业占比再次缩小的时期。

本文将T组国家这种产业结构变迁到一定程度后出现停滞或者倒退的现象称为“产业结构回退”或“产业结构回调”，将前期的第三产业占比的过快增长称为“产业结构早熟”。一方面，开放经济环境下，T组国家普遍出现欲速不达的问题，即不考虑本国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被动地跟随发达国家被动的技术发展，盲目的产业政策导致资源没有向生产率最高的领域集中。片面过度强调第三产业发展，而忽视了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稳步升级，这间接造成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缺乏支柱，经济长期发展缺乏后劲。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变迁也不一定是最优路径，P组国家也可能存在产业结构早熟现象，同样对其经济增速产生了负面影响，只是由于发展阶段较高因而问题并不十分显著，没有出现严重的产业结构回退问题。

产业结构早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针对的是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服务业占比的过早提升（通常是制造业占比的过早下降）。第三产业逐渐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的过程需要伴随着该经济体由经济增长期（G期）到经济深化期（D期）的转换；而在经济水平较低、增长潜力较高的时期过早地发展服务业是一种“揠苗助长”的选择，产业结构早熟的结果是，过早萌发的第三产业果实由于根基不稳，难以发育成熟，最终需要更长的时间（通常是30年左右）来重新耕种和补充养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受到阻碍，后发优势被大大削弱。（来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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