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产业结构早熟的内生性解释
（一）产业结构早熟的背后机理
T组国家产业结构早熟和经济增长缺乏后劲的问题可能由多方面原因导致。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观点，笔者认为只有由创新（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才是产业结构平稳升级和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相反，创新环节缺失，则会导致产业结构早熟和经济发展分化。
图5中，本文将阶段创新力、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三者结合，对比两组国家近半个多世纪的变化趋势。20世纪中前期到21世纪前期，存在创新周期、产业结构周期和经济增长周期三个交互过程。首先是创新周期。创新的倒金字塔将一个创新周期自下而上地分为科学发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等几个阶段（白骏骄，2014［17］）。在20世纪中前期由相对论开启的第二次创新周期中，一直都存在着创新带来的内生驱动力，具体来说：20世纪中前期以科学发明为主，中期以技术创新为主，中后期以产品创新为主，21世纪前期则以模式创新为主。第二是产业结构周期。20世纪中前期经济以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为主导，之后工业占GDP的比重逐渐下降，过渡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第三是经济周期。20世纪中前期经济增速较高，处于经济总量快速增长期，随着经济增长到达一定的水平，经济增速开始下降，经济成果在社会中分享，逐渐进入经济深化期。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与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区别在于是否能抓住各阶段的创新动力，利用制度或市场的因素进行合理转型，把第三产业“做大”的同时把第二产业“做强”，即增强制造业科技创新水平的同时平稳提升第三产业占比。P组国家依靠创新驱动，从前期科学发明和技术突破主导过渡到后期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主导，从工业为主过渡到后工业化的第三产业为主，以较为平稳的方式从经济增长期过渡到经济深化期。例如，美国通过在自由市场中引入适当的政府管制，有效利用最初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动力，获得了高速发展；日本则是主要利用技术创新和后期的产品创新。P组国家都相对顺利地完成了三个周期。
而T组国家，由于前三个创新环节缺失，产业政策、资源禀赋、人力资本和国际形势等原因，导致其在G期就开始过早地发展第三产业，产业结构升级没有创新根基，这种缺乏创新动力支撑的服务业不但挤压了制造业的空间，同时过早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往往因为后劲不足而带来产业结构回退，其直接结果就是经济动力不足，在中等收入阶段落入“陷阱”并放慢了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同时，服务业过早成为主导产业，使得创新更加向模式创新和产品创新倾斜，而忽视了以科技发明和技术创新为根本的制造业，导致对于科技发明和技术突破的创新投入占比较小。
（二）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形态
本文中的互联网式创新特指互联网+时代最具特色的创新形式，互联网式创新力则是以这种互联网式创新为核心的生产驱动力。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互联网出现后，互联网式创新正作为当前最为典型的创新形态，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连接各个行业，深刻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图6的创新倒金字塔表明，广义的互联网式创新可以简单地分为科学技术创新和产品模式创新两大部分，相对来说分别作用于三大产业体系中的第二产业（以制造业为主）和第三产业。由于互联网式创新的异质性，导致不同产业的发展速度不同。中短期，互联网发展主要以模式创新为主，通过+服务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中长期，互联网的科技式创新开始显现，+工业和农业愈发增强，带动制造业信息化、现代化发展。
过去发达国家的转型成功经验基本都是基于传统科技时代的发展规律，传统科技式创新驱动经济结构由第二产业主导有序地向第三产业转移。正是这种创新力—结构平稳升级—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驱动关系，使P组国家在20世纪中后期保持了较快的稳定增长。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带来了新的创新形态，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可能是机遇又可能是挑战。互联网的两种创新方式与三大产业结合程度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中短期，互联网模式创新通过+服务业引领大众创新，提高服务业水平的同时，为经济增长提供短期动力；中长期，互联网科技创新通过+工业带动技术升级，提高工业水平的同时，产业结构平稳升级，并为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动力。二是过分强调短期内互联网的模式创新力，服务业过快发展，而忽视了互联网科技创新力，导致工业创新不足，产业结构早熟继而产业结构回退，经济短期增长后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创新不足的情况下服务业的过早发展，通常会对经济持续增长带来负向影响；互联网式创新力具有异质性，其模式创新和科技创新深刻作用于服务业和制造业，对于各国的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影响。
四、模型建立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与指标选取
以前文中T组和P组共50个国家为样本，通过面板数据模型来验证本文关于互联网式创新、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数据来源主要是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数据库，其数据最早从1960年开始（尽管最理想的数据是从20世纪初，即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开始），但是不同国家的数据完整度差距非常大，例如，人均GDP的数据，捷克等国家只有1990年之后，俄罗斯等国家只有1988年之后，因此在数据和国家选择上有适当取舍。网络普及率等互联网数据来自国际电联ITU数据库。指标选取参考代法涛等人的方法，由繁入简，首先广泛选取了30个WDI指标；再从中选取最为合适的12个变量，包括2个被解释变量，1个关于产业结构的解释变量，1个关于创新的解释变量和2个关于互联网式创新的解释变量，以及6个控制变量。在使用STATA完成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利用Google Public Data Ex-plorer查看数据趋势，并通过图表发现与理论符合的逻辑关系，具体趋势已经在图1～图4中体现。
由于各国的数据有较大的差距，产业结构、创新等指标有很多的缺失，因此本文选择20年这一相对适中的时间跨度。郑秉文发现多数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要经过三个时点，人均GDP分别为1 000美元、4 000美元和10 000美元。根据所在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略有不同，本文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等因素，尽可能选取各国在经历第一时点向第三个时点跨越的20年作为时间区间。T组国家在1991—2010年这20年中普遍处在中等收入阶段，其中南美的阿根廷、巴西等国家起步较早，这期间主要是第二时点向第三时点转变；而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起步较晚，这期间主要是第一时点向第二时点转变。P组国家则较为复杂，由于起步较早，其三个时点通常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甚至更早，而这个时期世界银行的数据通常缺失较为严重。因而本文再三取舍之后，最终根据相同的时间区间原则，统一选择1991年至2010年这20年数据最为全面的时间跨度。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首先采用人均GDP绝对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第三产业占比、固定宽带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和高技术出口占比作为解释变量。第三产业占比变化可以表示产业结构变化。互联网式创新力最大的特点是基于互联网强大的联接能力，通过联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和生产服务提供者，建立一体化的“产消者”（Prosumer）网络，其经济价值也随着联通范围的扩张而增加。因此，网络的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互联网的联通能力和普及度，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表现互联网式创新力在一个国家发展和应用的情况。移动手机的普及率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情况。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造业产品出口比重通常作为衡量一国的创新程度指标。指参与生产活动的消费者，既是消费者（Consumer）又是生产者（Producer）。
同时，本文参考文献中研究“中等收入陷阱”通常考虑的因素，在控制变量中加入通货膨胀、能源消耗、外商投资、人均寿命、就业水平、城市化率等因素。本文同时考虑人均GDP绝对量和相对增速的变化情况，并加入创新和服务业的交叉项，分析互联网式创新力普及前后，产业结构变迁和创新对经济水平和经济增速的双重影响。式（1）～式（3）中，gdp_pcapit表示人均GDP，取对数处理；gdp_pcapit－1表示滞后一期的人均GDP，考察国家上一期人均GDP对本期人均GDP的影响；gdp_pcap_groit表示人均GDP增速；srvit表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fix_netit表示互联网用户普及率，用每百人中的互联网用户数来表示；techit表示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比重；inflit表示通货膨胀率；energyit表示能耗水平，用人均消耗的油量（公斤）表示，取对数处理；fdiit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净额；lifeit表示人均寿命，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一国劳动力的健康水平；unemit表示失业率；urbit表示城市化率；ξit为误差项。（来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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