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策略
建设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加强高端要素培育、提升要素供给质量，又要破解制度性障碍，构建高效灵活的协同发展机制，还要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创新，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审慎包容的创新生态。同时，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一）加强高端要素培育，提升要素供给质量
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要素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构建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基石。当前，构建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数量不足的问题，而是质量不优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大高端要素培育力度，加快提升要素质量。
一是加大科技创新要素培育。建议成立类似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实体，聚焦产学研合作短板，重点承担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产业创新网络构建等工作。按照企业主导、多方参与、军民融合、成果分享的模式构建，集合全行业国家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优势科研力量和行业领军企业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力争在制约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亟需攻克的重大技术、事关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核心技术或“卡脖子”技术、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的原创性前沿重大技术等重大技术领域取得突破。继续加大开放创新，在国家产业创新中心下设国际协同创新和技术合作组，专门收集中国企业的技术需求，对接跨国公司现有技术清单，开展合作研究和技术转让等。
二是加大现代金融要素培育。积极发展科技银行、民营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鼓励国有银行开展中小微企业服务，形成大中小组合、国有民营外资多元的银行体系，扭转信贷资源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错配现象，促进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需求衔接匹配。大力发展创业投资，放宽对创业投资地域、行业和收益率等方面的限制，提高创投机构、基金经理投资自主权，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经济领域高成长性行业的投资力度，鼓励创业投资机构通过资本纽带构建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互动的产业生态圈。不断拓宽银行信贷、资本市场、风险投资、金融创新等各类金融服务渠道，减少间接融资比例，加大直接融资力度，稳健发展资产管理业务，形成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通过引入有效竞争、推动金融智能化转型等方式提升金融体系效率，加大金融改革力度，切实提升现代金融企业风险防范与管理水平。
三是加大人力资源要素培育。实施人力资本优先发展战略，着重解决教育脱离经济发展和高技能人才等短缺问题。通过改革传统人才评价、考核和激励机制，加大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支持力度，完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方式，吸引一大批有经验和影响力的复合型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和团队投身实体经济发展。要把促进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主要任务，持续加大对高中阶段教育投入，对低收入家庭子女实行免费普及高中教育。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生产自动化、人工智能等发展带来的工作技能需求变化，参考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职业教育模式，通过调整教学模式，大幅度提升中职教育中通识教育水平，避免单一职业技能教育模式，增加通用技能和综合能力培养，推动中职教育复合化和多元化，培养更多学习型、复合型、创新型、社会型的劳动者。
（二）破解制度性障碍，构建高效的协同发展机制
聚焦重点领域制度性障碍，通过重塑实体经济发展导向机制，强化科技创新引擎机制，顺畅现代金融服务机制，健全人力资源资本化机制，破除制约要素流动的不合理障碍，优化要素配置，提升要素效率，提升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本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形成实体经济与高端要素协同发展的高效机制。
一是重塑实体经济发展导向机制。坚持实体经济主体地位不动摇，把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作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期举措。要强化对实体经济重要性的再认识，形成“尊重实干、崇尚实业、脚踏实地、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优化发展软环境，建立健全各类要素市场化发展机制，真正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切实加强产权保护，增强企业家发展信心，稳定企业家发展预期，激发民营企业创新创业动力。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保障全社会实体经济从业人员的合理回报，加大对违规投机行为和违法所得的惩罚力度，引导全社会行业收入分配机制向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方向调整。
二是强化科技创新引擎机制。强化科技创新引擎作用，关键要建立激发创新活力、有利于成果转移转化的体制机制。要激发科技创新源动力。加快科研机构分类改革，促进应用型科研机构市场化改革，建立自主创新、自负盈亏的企业化应用型科研机构，彻底打通应用型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衔接障碍。彻底改变现有以经费管理为主导的管理方式，全面建立以科研成果绩效为导向的新型管理模式。要探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新模式。推动建立领先用户主导的科技创新模式，鼓励各领域行业龙头企业和重大技术应用方建立企业为主导的科研机构，通过联合设计、合作开发等方式推动建立产业技术联盟，发挥领先用户在研发和成果转化中的作用，从根本上打破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体制机制障碍。要强化产业共性技术供给机制，定期开展企业共性技术需求普查，引导行业和企业的技术发展方向，为科技计划项目设计提供依据。建立联合研发机制，支持建设一批政产学研多方参与的产业共性和关键技术研发机构。
三是顺畅现代金融服务机制。金融稳则经济稳，但逐利也是金融资本的天性，必须正确处理现代金融自身发展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共生共荣。要加速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放宽对外资和民营资本的进入管制，积极发展科技银行、民营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不断拓宽银行信贷、资本市场、风险投资、金融创新等各类金融服务渠道。要畅通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促进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发展，进一步推进企业资产证券化，适度降低投资者进入新三板市场交易的资本门槛。助推小额贷款与担保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打破金融资本在地区间的流动壁垒。要改革金融监管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尽职免责、纠错容错机制，打破民营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隐性壁垒，保障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真正享受同等的金融服务。
四是健全人力资源资本化机制。人力资源是产业发展的根本源泉，人力资源只有转换成人力资本才能更好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要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源资本化的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科研成果所有权分配机制，保障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权。改革传统人才评价、考核和激励机制，改革职称评定和薪酬管理制度，取消职称评定指标配额制。改革国企领导的身份和薪酬体系，取消保留行政级别前提下的限薪办法。要打破人力资源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建立体制内外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人才流动新机制，加速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人力资源自由流动，大幅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要重塑人才培养与发展的良性机制。加快教育改革，破除社会资本办学的制度性障碍，加快设立一批高水平民办大学、职业技术学校、在职培训机构，强化中等教育阶段的职业化理念和中职教育的通识教育，打通职业教育和学位教育的双向转换通道。建立高校和职业技术学校专业设置动态调整机制，实现产业结构与人才培养协同共进。
（三）深化改革攻坚，激发实体经济和要素发展活力
构建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不仅需要推动生产要素质量变革、优化各种要素资源的配置，而且需要深化改革，推动政府服务和体制机制的深层次变革，激发实体经济和要素发展活力，营造良好的实体经济发展环境。
一是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打破制约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深入推进金融业改革，鼓励更多社会资本进入金融业，通过促进市场竞争切实降低制造业融资成本。深化土地、资源能源等领域改革，促进要素更大范围更广程度优化配置和流动。消除地区、部门分割，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加快建立和完善负面清单制度，使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优化配置。
二是深化垄断行业和国企改革。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继续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等重要领域、关键行业和垄断环节，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合资、合作、并购、参股、入股等方式，积极引入优势互补并能提供战略支持的非国有资本，不断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益。将“竞争中性”原则应用于国有企业，把国有企业全面纳入竞争政策体系之中。按照国有企业分类改革要求，以“僵尸企业”出清为突破口，采取破产重组、兼并收购、债转股、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有效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有进有退加速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放开民间投资市场准入，明确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竞争壁垒，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履行社会责任。
三是放宽重点领域不合理管制。放宽教育、医疗、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和大数据、“互联网+”等新兴领域的进入管制，吸引更多社会资源通过创新对冲成本上升压力，提升实体经济发展层次和水平。及时调整新能源汽车、网络约车、互联网医疗等领域相关政策、法规和行业标准，抓紧修改、废止阻碍新动能发展的规定，建立适应技术更迭和产业变革要求的标准动态调整和快速响应机制，营造更加适宜的创新生态，用高效率的服务为企业创新赢得更多的机遇。
（四）优化营商环境，营造包容创新的生态
营商环境是软实力，是竞争力、吸引力，也是构建协同发展产业体系的重要外部变量。必须进一步优化发展软环境，以公正监管保障公平竞争，激发市场活力。
一是继续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建议强化系统联动，通过召开系统工作会议和专题培训会等多种方式开展系统联动、业务指导培训和交流，确保地方和中央机关业务精准无缝对接。积极开展营商环境评价，在前期指标体系构建和北京、天津、上海、深圳、重庆、南京等22个城市试评价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逐步扩大试评价范围，争取早日实现全国31个省（区、市）全覆盖，定期向社会发布《中国营商环境报告》（省域报告）和《中国营商环境100强》（城市榜单）两份报告，督促各地加快改善营商环境。设立一批营商环境示范区。
二是为新企业成长壮大提供优质服务。建议为企业开办和成长提供“点对点”服务。优化扶持流程，为创新创业企业的开办和成长提供政策、信息、法律、人才、场地等全方位服务，密切跟踪新生市场主体经营发展情况，促进新生市场主体活跃度提升。通过信用评级与税收便利挂钩，减轻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审批负担，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新创企业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优化创新创业企业融资环境，围绕创业企业从初创期、萌芽期、培育期、成长期等不同阶段，大力培育政府引导基金、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科技金融、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给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创业企业以针对性的资金扶持。严格规定政府引导基金投向，主要投向尚没有被风投发现的种子企业和早期发展企业。
三是加快构建新经济基础设施和数据平台。适应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量子通信、数字经济、知识付费、电子商务、在线医疗、远程教育、网络约车、第三方支付等领域新兴市场主体快速发展的需求，加快完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基因与种质资源库、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基础设施，推动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和数据资源整合利用，构建一批覆盖全国全行业的数据库，促进大数据应用创新，切实优化服务流程，为新业态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数据、应用和基础设施服务。
（五）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全球化资源配置能力
面对国际产业竞争格局的战略性调整，需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新特点，对标国际先进规则，积极探索国际合作新模式，通过全球资源利用、业务流程再造、产业链整合等方式，不断提升我国产业发展全球位势和分工地位，以高水平开放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大幅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加快在全国推广外资企业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深化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在金融、医疗、健康、电信等重点领域加大开放力度，取消制造业重点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充分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优势，积极引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节能环保等领域企业，促进形成新一轮跨国公司和科技型企业对华投资热潮。在上海、海南、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等地打造高起点对外开放平台，探索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等体制机制。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有序放宽制造业准入限制，缩短“负面清单”长度，健全产业安全审查机制和政策法规体系。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创新，争取跨国公司及央企结算中心落地。
二是构建开放引技引智的新体制。积极构建国际开放实验室、世界产业创新联盟、全球创新网络等，加强与国际一流大学、顶尖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的技术创新战略合作，吸引跨国公司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进一步简化外籍人士居留审批程序，支持中关村、深圳等地区开展技术移民试点，鼓励企业聘用高科技外籍人才，加大对全球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
三是完善产业“走出去”支持机制。加强政策指导和公共服务，支持建设一批境外合作区、科技园区，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促进国际技术和产能合作，鼓励优势企业发展国际总承包、总集成，带动包括装备、技术、标准、品牌等在内的产业输出，支持发展一批跨国公司，通过产业链整合、资本运作、联合经营、设立分支机构和研发中心、构建全球营销及服务体系等方式，更好融入全球创新和产业分工体系，通过投资、全球采购、OEM、ODM等多种方式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升我国企业的全球化资源配置能力和产业国际分工地位。（来源：《改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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