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 40 年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生产在快速增长的同时，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水土资源相对短期的情况下，食物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贫困人口显著下降。虽然过去的成就举世瞩目，但农业农村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农村制度创新、农业技术进步、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和农业生产力投入，是中国过去40 年农业增长的四大驱动力，也是中国农业发展与改革的四大法宝。未来三十年要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落实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同样需要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市场化改革和生产力投入。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经历了近70年的曲折发展过程。在取得解放初期土地改革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1957年）的成功后，我国先后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走过了艰难而缓慢的发展过程。20世纪50-70年代，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只有2%。195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3元，20年后的1977年才达到117元，扣除同期消费品物价增长（13.5%）因素，实际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只有1.75%（或每年增长1.5元）。贫困的农村呼唤改革，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冒险开展土地承包责任制是典型案例，更是穷则思变的必然。小岗村土地承包的成效得到中央肯定之后，从此中国开始了至今40年的改革历程。
40年的改革与发展，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农业农村面貌。过去40年，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6%，远高于同期人口年均0.93%的增长率。虽然食物需求随着收入提高而显著增长，但中国只用世界5%的淡水资源和8%的可耕地，到2016年还能为18.5%（13.8亿）的世界人口提供高达95%的食物。农业生产结构也随着食物需求结构的变化而不断优化，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同时，经济作物和养殖业得到更快的发展。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不断增长，2016年农民工总量超过2.81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达1.69亿。农村贫困人口显著下降，中国成为首个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减贫目标（全球极度贫困人口在1990至2015年间减少一半）的国家，中国政府还承诺在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面脱贫。
虽然过去的成就举世瞩目，但农业农村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进入本世纪初以来，农业资源环境压迫、国家粮食安全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已成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Lu等，2015）。同时，近年来农业供给侧又呈现突出的结构性问题。但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机遇也常常会随其面临挑战的严峻程度而来，每当农业农村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三农”问题也会引起政府和社会更多的关注和得到更大的支持。例如，党的“十九大”再次明确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同时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过去40年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经历巨变，不仅见证了改革的成就和一系列政策的利弊影响，而且也将为未来农业发展改革提供重要的经验与借鉴。在农村改革40周年之际，向实现“十九大”提出的2035年和2050年两个阶段奋斗目标的道路迈进之时，回顾过去经历，总结经验教训，展望未来趋势，对落实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加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由于农业农村问题极其复杂且涉及面广，受篇幅限制，本文仅以农业为重点，试图通过梳理过去40年中国的农业发展改革来总结经验与教训，并结合对农业发展方向的判断，提出未来农业发展与改革的政策建议。
二、40年的农业发展成就
（一）同改革前相比，农业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人均生产增长更加显著
改革以来农业增长速度是改革前的1倍多。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从1952-1978年的2.2%提高到1978-2016年的4.5%（见表1的第一行）。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发生在改革初期（1978-1984年），农业GDP年均增长高达6.9%；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年均增速基本保持在4%左右（见表1）；虽然近年来整体经济增速减缓，但是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17年的农业GDP增速也达到3.9%。过去40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也以年均5.4%的速度增长（见表1第二行）。农业在数十年内以如此高的速度增长，这是世界农业发展的奇迹。
得益于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人均生产水平增长更显著。1952-1978年农业GDP年均增长速度（2.2%）仅略高于于人口增长速度（2.0%）（见表1），人均农产品供给水平基本没有多大变化。改革以来的40年，人均农产品供给的年均增长速度达3.5%（4.5%～1.0%）（见表1略）。
（二）农业生产结构不断优化，农民的农业就业更加充分
土地密集型的粮棉油糖作物生产显著增长。1978-2016年，粮食生产年均增长2.1%，明显高于同期的人口年均增长速度（1.0%），人均粮食占有量逐年提高。棉花、油料和糖料作物产量也显著增长，虽然在不同时期增幅有所波动，但在1978-2016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8%、6.4%和5.3%（见表1最后一列）。粮棉油糖生产的增长，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
劳动密集型的高价值农产品产量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水果生产增长尤为显著，1978-2016年的年均增长达11.5%，是所有农作物中增长最快的（见表1）；同期，蔬菜面积也以年均5.2%的速度显著增长；如果加上单产和质量的提高，其产值增长更快。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快速增长后，于90年代以来保持较平稳的增长，1978-2007年，猪牛羊肉和家禽年均增长达6%（见表1）。同期，水产品生产增长更加迅速，年均增长速度超过7%。
劳动密集型高价值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民的充分就业与农业增收。在改革前“以粮为纲”的年代，农民的农业就业极不充分，农村存在大量的季节性剩余劳动力；改革初期，虽然大宗农产品（如粮棉油糖等）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提高了农民一年中的劳动天数，但真正显著提升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时间的是劳动密集的农产品的生产扩张，这些产品主要包括蔬菜水果、畜产品和水产品。在非农就业机会有限的80年代和90年代，农民在农业上有效劳动时间的提高，不但增加了农民收入，同时对社会稳定和传承农民的勤劳美德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提高了城乡居民食物消费水平，改善了食物消费结构
国内农业生产是满足中国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主要来源。人口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和城镇化发展对食物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提出更高的需求；至20世纪末，特别是国家还需要农业出口创汇时期，如果没有国内农业生产的快速增长和生产结构的调整，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的需求是无法有效得到满足的。
加入世贸后，农产品国际贸易加速增长影响国内农业生产结构，同时也进一步改善了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过去40年，农产品的进出口变化主要是朝着有利于发挥我国农产品比较优势的方向发展。一方面，耕地相对密集型的农产品（如粮棉油糖）净出口不断下降或净进口不断上升；同时，高价值的劳动相对密集型的农产品（如园艺产品和水畜产品）净出口不断增长。农产品贸易增长和结构变化在促进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农业资源高效利用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满足了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和改善了消费结构。
（四）农业的稳定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农村减贫
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和生产结构改善，提高了农民收入。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17年的13432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了15倍多，年均增长7.4%。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虽然农业收入占比从1978年的80%降低到2016年的26.4%，但从农业获得的纯收入则从1978年的107元提高到2016年的3270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了接近4倍，年均增长4.3%，为农民收入的稳定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更快，城乡收入差距也出现了扩大趋势。
农民农业收入的提高，对农村减贫起到重要的作用。农业增长最快时期是在1978-1984年，这个时期的农业GDP年均增长达6.9%（见表1），农民收入增长的65%来自农业增收。同期也是农村贫困人口下降最快的时期，按照1978年农村贫困标准，6年内农村贫困人口下降了一半左右，从1978年的2.5亿人（占农村人口的30.7%）下降到1984年的1.28亿人（占15.1%）（国家统计局，2017）。
三、农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和改革经验
过去40年，中国如何在农业水土资源相当短缺的情况下，农业保持年均4.5%的快速增长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食物需求并大幅度地减少农村贫困人口?针对这些问题，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根据笔者的研究结果，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农村制度创新、农业技术进步、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和农业投入增长，称之为“四大驱动力”，这也是中国40年农业发展改革最成功的经验。
（一）农村制度创新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简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不改变土地村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按照农户人口、劳动力数量，将土地分给农户自主经营。这项土地制度改革使农业生产的经营模式从生产队和生产大队为单位转向以农户为单位。1978年底开始的这项改革迅速地在各省推开，到1984年全国有99%的农户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Lin，199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显著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是改革初期（1978-1984年）农业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许多研究都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为赋予了农民对生产的决策权和收益权，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McMillan等，1989；Lin，1992；Huang等，1996）。例如，Lin（1992）的研究表明，在改革初期的农业增长中，大约有一半增长是来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笔者的研究也发现，除了技术进步和农民加大生产投入外，在改革初期的粮食生产增长中，大约有35%的粮食单产增长是来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从如下3个方面影响农业生产：生产积极性、投入效率和技术采用成本，即虽然生产责任制提高了农户新技术采用的成本，但它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益和资源配置效益，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Huang等，1996）。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完善，对农业增长继续发挥促进的作用。例如，针对农地产权稳定性存在的问题，国家逐渐推进农地制度的改革完善。土地承包期从第一轮的15年延长到第二轮的30年；进入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后，承包权的稳定性得到显著提高（冀县卿等，2013）；笔者的研究还表明，承包权的稳定性促进了农户对农地的长期投资（黄季焜等，2012；Gao等，2012）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Deininger等，2014）。最近中央又提出农地集体产权、农户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以及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土地制度安排，预计这些政策还将在促进农地流转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深化农地制度改革的同时，中国也在不断地推进一系列其他农村制度改革。在稳定农地制度的基础上，推进了户籍制度改革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在区域间的流动，推进了乡镇综合改革与基层政府转型等制度创新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同时，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和农村信贷的制度改革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这些制度创新与改革都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产生了或多或少的积极影响（黄季焜等，2008）。
但是，中国的农村制度还需继续创新和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还将是未来农村改革的重点，建立土地和劳动力等城乡一体化的要素市场还需要不断的制度创新和改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农村农民贷款难问题还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
（二）农业技术进步
过去40年，我国农业科技（科研和技术推广）体系在改革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对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下面分别简要介绍和评价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改革及其成效。
农业研发经历了如下4个发展与改革阶段：（1）1978-1985年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全国农业科研机构由1979年的597家发展到1985年的1428家，农业科研人员由1979年的2.2万人发展到1985年的10.2万人。（2）1986-1998年的商业化和拨款方式改革时期。这时期，科研部门开始从事经营创收活动，同时政府也对科研项目拨款方式从原来的计划分配制改为竞争制。在竞争的压力下，科研人员由1985年的10.2万人减少到1996年的6.5万人。（3）1999-2006年的科研单位转制和企业投资萌芽时期。农业科研单位被要求分别转制为社会公益类、科技服务类和技术开发类3种类型，通过改革试图形成一支精干、高效与机制灵活的科研队伍，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但改革受到很大阻力最终没有被完全推进。（4）2007年以来的农业创新体系建设时期。在此时期，建立了50个产业的创新体系，并显著加大了农业科研投入，目前我国农业科研机构拥有研究人员6.8万人。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经历了如下5个时期：（1）1978-1988年机构和队伍迅速发展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全国各乡镇都建立了农技站，农技推广人员达到45万人。（2）1989-1993年的商业化和“三权”调整时期。受财政负担的影响，这时期在推进农业技术推广商业化的同时，基层乡镇农技站的人、财、物管理权（“三权”）在1989-1992年由县下放到乡（基层推广人员降到30万）。（3）1993-2000年“三权”上收（人员扩大到106万）。（4）2001-2003年“三权”再次下放（人员减少到84.9万）。（5）2004年以来，分离公共推广部门的商业活动和“三权”上收及各地多种改革模式不断推进，在编的农技人员稳定在70多万。
虽然农业科技发展改革进程相当艰辛，但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首先，我国建立了庞大的、学科分类齐全的公共农业科研体系，为加速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技术保障。其次，建立了国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覆盖全国所有乡镇，为加速农业技术采用提供了基层技术服务的体系保障。第三，农业科技运行机制得到了改善，特别是以工资制度和绩效评价改革为核心，提高了科研人员的收入水平和科研积极性。第四，政府投入不断增加为农业科技进步提供了资金保障。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分析，政府对农业的科技投入（S＆T），从1978年的7.2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50亿元，并迅速提高到2015年的550多亿元；其中农业的研发投入（R＆D），也从1978年的1.4亿元逐渐增加到2000年的24亿元，之后快速增长到2015年的260亿元左右。同时，在过去10多年，吸引了大批企业参与农业科技的投资，为科技创新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农业科技创新为中国农业增长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即使在改革初期（1978-1984年），技术进步对水稻单产增长的贡献也接近40%，而在1985-1990年，水稻单产的增长几乎都来自技术进步（Huang等，1996）。对主要农产品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研究也表明，1985-2004年，各种农产品TFP年均增长率都达3%左右，棉花更高达4.2%（见图1略）。在国际上，一个国家有2%的长期TFP增长率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这时期的TFP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Jin等，2010）。棉花TFP增长率最高，是因为棉花从1997年开始比其他农作物多采用了一项技术，那就是转基因技术（Huang等，2002）。另外，笔者对水果和蔬菜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做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即技术进步是这些农产品生产力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但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未尽的改革事业，目前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体制和激励机制还未能充分发挥创新潜力。国家公共部门主导的农业科研体系还难以充分满足农民对技术的需求；公共农业科研单位的公益性和商业性研究的职能还比较混乱，影响了大型企业参与农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农业科研投资强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也面临不少挑战，特别是基层农技推广体制和激励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创新，技术推广人力建设和推广能力也有待提升。要建立国家公共和私有企业相辅相成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并逐渐使企业成为未来中国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改革还将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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