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当前经济社会压力的突出表现
最近我调研了一些企业，也做了一些研究，我觉得社会经济压力的突出表现是：
1、房地产陷入僵局
房地产是过去十几二十年的繁荣之母、百业之王，银行、地方财政、居民家庭财产都对其高度依赖，今天它的“双刃剑效应”却越来越明显。不发展不行，房价往上走也很麻烦，各种行政手段频出，用心良苦，但市场非常畸形，很多一线二线城市都出现了一手房、二手房倒挂。今年1至7月，根据中原地产统计，一线城市经营性土地出让流标13宗，二线城市流标154宗，三四线城市流标629宗，一共流拍了796块土地。今年的住宅用地成交均价比去年同期降了20%，在这种情况下还流拍了17%，说明不少开发商在资金来源受限、房价受限等约束下，也快顶不住了。
2、地方财政困境
地方财政高度依赖土地，土地流拍，财政会很紧张，有些地方公务员和老师发工资都要借钱了。而再靠“铁公基”等基建拉动，又受到地方债务总水平的约束。我看到的情况是，如果一个地方有产业导入带来的投资，又有土地净收益（即土地出让金减去拆迁等支出还有剩余），日子是比较好过的。否则日子都不好过。即使日子好过的地方，我也很担心，因为都是几十亩几百亩地的招商引资，企业都号称几十亿几百亿的投资，大干快上，几个月就签约动工，这样打鸡血式的、根本没有仔细研究产业前景和竞争强度的“运动”，将来能兑现多少真实投资，能有怎样的投资回报？上的越多越快，政府压力也越大，光是土地拆迁就很挠头。可是不上项目，水落石出，老问题马上就会浮现，所以只能冲冲冲。
3、金融的乱与痛
P2P爆仓4000多家，债券违约、私募违约频发，股市低迷，我们终于再一次尝到了金融的外部性之痛。不去杠杆，是制造“大炸弹”，一刀切去杠杆，又让一些尚能维持的企业昏迷成“植物人”。陈元先生去年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说，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了“泛债务化”的循环，经济运行中最多的是债务，最少的是资本和股本，这种极端不对称性是全球问题，而中国更加突出，很多企业被迫在高负债的情况下困难运转，盈利主要是还银行本息、借债，企业难以积累资本和力量。而这种结构性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
4、消费市场不景气
由于房地产的问题，引起橱柜、厨电、家居、照明灯饰等相关产品销量下降。消费意愿的下降还有多重原因，我听浙江一个大集团的董事长说，他们那个地方今年消费很不景气，原因一是过去两年居民加杠杠买房，二是民间借贷很多，不少借了钱的企业爆仓。所以老百姓的消费下来了。前不久我在广州参加“新媒体千人峰会”，这个会很成功，每年都有很多赞助商，今年的三个大赞助商，都是做消费市场的，会议前全部取消赞助，因为市场不好，市场预算减少，要捂紧钱袋。
5、新动能需要更多支持性政策
前面说了，中国有新动能、新业态、新模式，但对新动能，从政策上能不能真支持？今年以来互联网内容特别是视听领域的整顿很多，下架关停，有问题可以整顿，但要不要先黄牌再红牌？某些部门在新业态艰苦创业时不闻不问，发展大了，一句“你没有某某许可证”就打入另册。像喜马拉雅FM、罗辑思维这样的公司已经很大了，因为没有证，无法在内地上市。中国的互联网+的“独角兽”基本还要在海外上市。现在的内容生产和消费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不能选择一些有社会影响力、也能体现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的新业态进行试点，给新公司一些惊喜，也带给更多人希望呢？
6、社会治理能力不够，锐意进取精神不足
教育、医疗、房子、公共卫生安全，这些问题大家感同身受，不多说了。我们的公共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力跟不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要求。
前一段关于北京南站有很多议论，我的一位在日本的朋友写了一篇《日进百万人的东京车站为何井井有条》，东京车站位于东京市中心，建于1914年，占地面积18.2万平方米，北京南站占地面积差不多50万平方米，东京车站一天进出旅客102万人，北京南站一天进出15万人，可是管得捉襟见肘。
从人的精神面貌看，我接触的国企包括央企，一些领导人的心态是害怕出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少时间不用于主营业务，应该有所作为的人在越来越多查错者的监察下自我萎缩。而传统产业中的民企，有常青心态的比例在下降。一个做建筑垃圾处理的民企向我抱怨，市里区里现在不敢给他项目，要他和国企、央企合作才行；而一家建筑类央企的下属工程局负责人则抱怨，他们参与竞标时，民企往往给纪委写信，凭空捏造一些东西，纪委一查，他们连标也不敢竞了；国企央企跟地方政府之间应该没问题了吧，也不是，比如地方政府没钱，就给地，结果企业建了一大堆商业地产，却不知道怎么经营，困在手中。
不久前我应邀去参加一个私人银行活动，对方希望我讲一讲资产合理配置的问题，比如适当在海外置业。我发现根本不用多说，人家刚介绍完产品，不少人就找业务员咨询怎么办手续了。这种“船票心态”过去是不多的，现在在增多。
7、贸易战的影响
贸易战对大家的心态有非常大的影响，没想到美国朝野各方面，包括当年为中国入世和最惠国待遇而呼吁的公司，现在也调转矛头，尽管这些公司在听证会上也不支持对中国加税，但支持特朗普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态度。美国上上下下对中国经济模式的大面积情绪值得我们深思。我上个月到硅谷，当年的高中同学在硅谷公司20多年，他说中国常常是地方政府书记市长带队去挖人，租五星级酒店，来者包吃，许诺条件，直接挖，硅谷很讨厌这种政府行为。还有知识产权，国内有的抄袭连BUG也抄走。这样做生意的方式别人受不了。
我觉得我们最需要警惕和反思的是，欧美日在对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认识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欧美日达成所谓零关税区，还早，他们的很多矛盾都没有解决，但5月31日他们三方在巴黎有个声明，“重申对欧美日之外一些国家非市场导向政策的关注”，“明确了三方共同的目标，以解决导致产能严重过剩、给美、欧、日工人和企业带来不公平竞争环境、阻碍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破坏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包括令现有规则无效）等非市场导向的政策和做法”。他们签的三个声明附件，一个涉及“产业补贴规则的基础界定”，一个涉及技术转让政策和做法，一个涉及市场导向的环境。虽然中方说没有一个严格的市场经济定义，但张向晨大使在WTO总理事会上反驳美国对中国模式的指责时，也援引了瑞士大使尚博文（Didier Chambovey）的评论。尚博文说，“世贸组织成员具有多样性，有着各自不同的经济模式，有着各自不同的管理贸易投资的框架。但在这种多样性当中，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即大家都相信市场的力量，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张大使说，中国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如何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关系，面临诸多挑战，是今后改革的重点。我们自己在很多方面是不是“相信市场的力量”，市场主体到底平等不平等，资源配置到底按不按市场规律？扪心自问吧。
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过去我从不认为中国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泛儒家文化圈，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都成为了高收入经济体，我们为什么不行？但最近我开始认真思考会不会掉进去。而且在报喜文化的影响下，今天很多统计数据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到底如何？怕的不是困难本身，而是对困难的回避和曲解。
201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编的《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与应对战略》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最近重读，有些话仿佛就是为今天而写：
“如果不能有效管理增速下滑及其带来的风险，不能形成创新和服务驱动的新的增长动力，那么中国也可能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
“随着中产阶层的壮大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对于改善社会治理、参与公共政策事务的要求会强化。这种要求如果得到积极响应，并加以引导，将有助于改善治理和公共政策；相反，如果漠视这方面的需求，将可能引发社会紧张。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改善民意征询，利用和发掘个人和非政府机构（大学、非政府组织、社区、智库等）的社会资本。”
而在2012年2月28日由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中，曾这样预测——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那么在今后20年左右，中国将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其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虽然届时其人均收入仍然只是经合组织国家的几分之一。
“不过，这里涉及到两个关键问题。首先，中国是否仍然能够以从全球角度看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尽管增速与以往的高速增长期相比会有所放缓。其次，这种增长能否在与国际社会、环境和自身社会结构相互适应而非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实现？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前提是中国能从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转向新的政策，以应对截然不同的未来所带来的迥异的挑战。”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每个人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责任去担当。在遵循人类共同价值的前提下，绽放中华民族的自由意志、实现伟大复兴，这是我们应有的追求，而开放透明理性的讨论空间将有助于经济社会问题的更好解决，从而开启改革开放40年之后的新里程。（作者：秦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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