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虚拟经济发展适度和审慎的宏观政策
在重视实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的同时，德国坚持适度发展虚拟经济。与美国、英国、日本相比，德国的金融市场并不算发达。从股票市场来看，德国的股票市值占GDP比重一直稳定处于低位水平：2016年德国股票市值占GDP比重为49.34%，大幅低于同期日本的100.31%及美国的146.86%。
图7 股票市值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西泽研究院
从间接融资来看，德国国内信贷占GDP的比重在各主要发达国家中也处于较低水平：2016年德国国内信贷占 GDP比重为 133.76%，低于英国的165.79%，美国的 241.89%和日本的 345.15%。如果从广义货币规模来看，2015 年末德国广义货币余额占 GDP 的比重为 91.04%，日本为212.58%，英国136.27%，美国72.33%，四国之中德国的广义货币占GDP比重仅略高于美国，显著低于日本和英国。综合来看，德国的金融化程度要比美国、日本、英国要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德国实体经济发展对金融资本依赖有限，也体现出其深耕实业的踏实态度。
图8 国内信贷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西泽研究院
德国金融市场稳定的背后其实体现了德国政府的监管哲学。根据黄剑辉（2015），德国的金融业是在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以金融资本服务制造业发展为要义，德国金融模式注重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形成以全能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以及严格有序的金融监管。在欧洲货币联盟实行前，德意志联邦银行可谓独立性最强的中央银行，其负责制定货币政策，调节货币流通调节、资金融通以及国内外银行业务清算，并肩负稳定物价的职能和作用。联邦银行会预设通胀警戒线，始终对物价波动保持足够的警惕：上世纪 80 年代在签订《广场协议》后，德意志联邦银行不惜以汇率升值来维持物价稳定，这种与日本截然不同的做法，导致了两个国家不同的命运。在欧洲货币联盟实行后，德意志联邦银行丧失制定货币政策和货币发行的权利（由欧央行行使），但仍具有参与欧央行货币政策决策的发言权。
作为欧央行理事会成员，在当年的欧洲主权债务问题上，德意志联邦银行对欧央行的QE政策持反对态度。
德国股市的有限规模与全能银行制度有关。据研究，德国商业银行实行全能银行制度，即不仅可以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还可以经营证券、保险等其他金融业务以及新兴金融业务，甚至可以持有非金融企业的股权。在德国，银行与企业联系紧密，在企业不愿让渡股权的情况下，德国企业会倾向于通过向银行申请贷款进行资金筹集而不是发行股票，这也催生了德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
审慎监管约束银行恣意经营的高风险行为。2001年德国取消了对储蓄银行的政府担保，并严格界定银政企关系，使商业银行少了许多非市场化的干预。而政府对银行的准入也比较谨慎，这避免了德国银行业的过度竞争与信用的过度扩张，使银行信贷配置可以有效专注于风险可控且真正有前景的项目。据金海年（2015），德国密切关注银行不良资产的拨备率，以保证银行可以有效管理风险审慎经营。对金融业的审慎约束和监管，使德国金融业长期以来平均回报率相对较低，于是资源就倾向于向实体经济进行配置而不是过分涌向金融业。
除了稳健的金融市场，德国的房地产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房地产市场稳健发展。二战后，德国经济稳定发展，但却从未发生过房地产泡沫。德国房价基本维持稳定，没有出现过大起大落的现象。数据显示（任泽平，2018），1970-2017年间，德国名义房价指数上涨2.3倍，年均增速1.8%，而同期的英国和美国名义房价指数上涨了52.8和12.5倍，年均增速为8.8%和5.5%。历史上，日本、美国都曾接连被房地产泡沫压倒，德国房地产到底凭借什么维持了惊人的稳定？
以满足住房需求作为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根本目标。据研究（金海年，2015），为了满足人民的住房需求，德国政府通过法律、行政与经济手段相结合的方式调节市场供求，抑制房价泡沫和房地产投机。为此，德国政府严格规定较高的首付比例，首付比例一般需要高于房屋总价的40%。若对于低收入家庭，为了有效控制风险，往往会要求其支付更高的首付比例。德国政府禁止房地产增值抵押（房地产涨价以后用涨价增值的部分向银行抵押借款），且抵押贷款利息不得从税基中扣除。在针对住房的税收方面，德国政府对自有自用住宅免征房产税，对出售住房征收 1%-1.5%的房产土地税、3.5%的房产交易税和 15%资本利得税。通过税收政策，德国政府导向人们购房自住，并切实抑制房地产投机行为。
鼓励租房并提供保障房以满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据金海年（2015），德国政府每年都会补贴中低收入阶层，租房补贴约占GDP的1.2%。德国政府会编制详尽的房租合理价格表，房租超过合理价的 20%就属于非法，超过合理价的 50%就属于犯罪。在德国租赁住房率达到 57%，而住房自有率仅为43%，是欧洲住房自有率最低的国家，行之有效的租房政策为无能力购房者提供了居住保障。而在保障房方面，德国政府会对社会福利住房提供专门的规划用地，市场差价由政府向开发商提供补贴，并推行“社会住房”等资助政策保障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供给。此外，德国政府还通过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补贴，以帮助这部分人群获得合适的住房。
可以说，德国政府在“居者有其屋”方面已做到极致，其住房政策始终围绕的主题并非地产兴国，而是“房子是用来住的”。
在德国经济与金融异常稳定的背后，是对“实业兴邦”的坚守，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信念，是“审慎防范风险”的事前监管哲学。
当然，在研究德国经济稳定发展并借鉴经验的同时，也要看到德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即德国经济长期以来过度依赖出口而内需有限的经济结构失衡。2009年德国经济的大幅下滑其实折射了德国经济对外需依赖而产生的负面影响，若这种不均衡未能得到有效修正，德国经济将体现较强的顺周期性。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外贸环境的变化将使德国经济承受较大的不确定性。
此外，德国经济自身虽然强劲，但由于欧元区存在货币集权、财政分权的先天缺陷，若欧元区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出现问题，将直接会对德国经济金融产生负面影响。根据陈新（2013），这种负面影响之一在于欧元区一体化会直接改变了资本市场对欧元区的认知，在欧元区诞生之前，欧洲各国债券利率存在很大差别，如希腊的长期国债利率高达20%。但加入欧元区后，欧元区国债风险呈现出同质化，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出现时，市场误判将所有欧元区债券都视为低风险债券，这就对德国金融市场产生了直接影响。
同时还应该考虑到金融创新对德国金融稳定性的扰动。2016年的德银事件曾让市场一度担忧德银是否会成为另一个雷曼，并引发新一轮欧洲危机。回顾德银事件，除了商誉减值风险与诉讼风险，市场的焦虑点其实在于德银庞大的金融衍生品。据2015年年报数据显示，德银当时持有的未到期衍生品规模达42万亿欧元，这相当于13.5个德国的GDP，当时德银总资产仅1.63万亿欧元，相当于25倍的杠杆率。尽管后来德银并未成为“第二个雷曼”，但是德银事件凸显出了德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和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且，如果德国金融机构发生危机，即便德国欲采取救助政策也会受到牵掣：救助金融机构涉及到德国的经济问题，但这也涉及到欧元区的政治问题（这是由欧元区的先天矛盾所致）。从这些方面考虑，德国的金融救助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弱于美国，因此，对于德国政府最好的选择是做到审慎有效的“事前监督”。
需要警惕的是，德国当前也在经历此前从未经历过的房产泡沫周期：自2015年开始，德国房价开始不断攀升，德意志联邦银行甚至警示德国房价可能已被高估15%-30%，并一再提示高房价可能会带来泡沫风险。强劲的经济增长、难民涌入、移民、低失业率、房屋供给不足以及低利率综合作用，成为助推德国房价高企的原因。对于突然涌现的“不稳定”，德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或许将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未来。
四、洞悉经济现象背后的民族文化
王涌（2014）研究表明，任何经济现象的背后都将穿透到特定的文化，而经济现象与文化又不断的交互影响。谈起德国，最容易想到的标签应该可以包括理性、纪律、严谨、一丝不苟、自强不息及精益求精。这种文化标签的背后，其实是德国民族文化的传承。
德国经典哲学文化的深刻影响。德意志民族历来被称之为“哲学的民族”，其哲学发展源远流长，诞生了康德、莱布尼茨、马尔库塞、叔本华、尼采、费尔巴哈、黑格尔等伟大的哲学家。虽然各哲学家的流派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穷根究底，殚精竭虑，将对哲学问题的探究做到极致，并甘愿耗费毕生精力撰写庞大的哲学著作。而欧洲大陆哲学界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学派把哲学当成科学对待，这股思潮又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达到了顶峰。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德国人形成了理性严谨，孜孜不倦的工匠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促使德国人一丝不苟地深耕实业并做到精益求精。
强烈的危机意识使德国满怀对改革创新的强烈追求。二战后的德国面对的是一片废墟，国民生产总值不到战前一半，战争使士兵伤亡惨重，劳动力大幅下降，不仅如此，1946年的寒潮使德国气温大幅下降，造成物资匮乏，德国人民生活困苦，寒冷、饥饿、绝望和死亡的气息笼罩着当时的德国。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屈辱的历史使德国民族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也正是这种危机意识，唤起了德国人民重建家园的想法。1948年德国实施货币制度改革开始发行西德马克，这也是德国经济启动的一个关键标志。其后经济学家艾哈德提倡德国走市场经济的路线，这又直接激活了德国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所有的改革创新都为德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德国人民在历史的夹缝中以危机意识为原动力探索出了一条重建家园之路。
哲学文化与危机意识催生了对稳定的追求。据王涌（2014）研究，德国人民视遵纪守法为最高伦理原则，普遍存在着求稳怕乱、安于现状、自满自足的心理。或许也正是这样的性格特点，使德国在签订《广场协议》之后，采取了与日本截然不同的做法。“理性严谨”使德国需要仔细考虑每一个政策实施后可能产生的后果并权衡得失，而危机意识则使德国更加珍惜已经取得的一切。区别于其他发达国家逐渐由工业化向金融化转向，德国对实业的坚守以及对虚拟经济的审慎态度彰显了这个民族的独特性格。
五、德国模式的启示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对于步入新时代的中国，可以从德国模式中得到怎样的借鉴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与德国颇有相似之处，曾经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依靠制造业拉动出口实现了国家的振兴；而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与德国又有不同，在中国2007年、2015年的股市疯狂，以及高房价和P2P的背后，又预示着中国虚拟经济已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的浮躁心态。十字路口的我们，或许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决策时刻。
首先，要坚持实业为王，坚定制造业转型升级。这意味着中国需要从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向中高端、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即便我们当前遇到了特朗普遏制“中国制造2025”的艰难险阻，至诚之心不可动摇。但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绝非口号，若无创新无科研无突破，若只是点到为止或是面子工程，一切改革举措都只能成为某些人“讲故事”或是“套利”的赚钱法宝。举个例子，同样是人工智能研发，到底有多少人是在坚守“两弹一星”精神刻苦钻研，到底有多少是在重复建设希冀投资人的慷慨解囊？这就需要政府严格审核产业引导资金投向，创建良好制度环境，优化资源配置，避免劣币驱逐良币以及低效的重复建设。同时，我们要借鉴德国民族“严谨理性”的精神，在对待科研对待创新对待产品生产中，可以做到一丝不苟，求真务实，精益求精。
其次，货币政策应稳健，合理控制好虚拟经济比重。“去杠杆防风险”一度遭到市场诟病，暂且不论是否是中世纪做手术不打麻药，当前中国经济高杠杆的问题外国机构在研究，中国机构在研究，因为这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既然中了毒就该正视，2008年-2018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错失了打麻药治疗的时机，随着杠杆率的不断攀升，随着2016年特朗普上台施政纲领透露出的信号，还留给中国多少打麻药的时间？但刮骨疗伤之后，货币政策需要回归稳健，并且需要切实加强对金融体系的审慎监管，坚定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信念。同时，还应该提高央行的独立性，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可以从维护物价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出发，避免政策制定被GDP等干扰因素绑架。此外，面对日益复杂的金融环境，监管机构应加强对创新型、跨业务、跨市场的金融机构运行模式进行监督管理，避免监管真空或监管重叠。
尤为重要的是，房地产调控及住房制度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当社会的关注点已经由单纯的谈论高房价演化为谈论不断攀升的居民住房杠杆率以及“房价挤出消费”的时候，已经意味着房价上涨已经快接近经济和社会可以承载的阈值。因此，住房制度改革已不容迟疑。所幸政府已经密切关注房价动态并坚定“房住不炒”。在现有住房制度政策的基础上，我国可继续探索并发展多元化开发、多渠道补贴和多形式供给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同时需要有效规范房屋租赁市场，并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窗口指导和监控，避免地方政府出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以及对地方GDP的信仰而放松房地产调控力度。此外，需要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规范，抑制投机炒作，保障中国房地产市场实现稳健发展。（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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