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个重大变化”没有得到充分认知和足够准备
深刻反思危机爆发十年来的历程不难发现，这其中很多重大变化超出人们的想象，没有得到世界领袖和政经领域专家学者的充分认知和足够准备。其中，至少包括以下三大变化：
1、社会主要矛盾从“供给不足”转变为“需求不足”。
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即供给不足一直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即使出现局部的阶段性的供过于求，甚至引发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也往往可以通过对外扩张，拓展新的市场、寻找新的需求加以解决，所以，“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社会供给”一直是经济管理的主攻方向。
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意味着全球化阶段性高峰已过，新的增长潜力足够大的经济洼地难以发现和很快培育起来，全球性整体“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状况将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消除，这样，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从“供给不足”转化为“需求不足”。这将对长期以来一直奉行的宏观经济理论和调控政策产生极其深刻的冲击！
2、宏观政策面对的主要挑战从“通货膨胀”转变为“通货紧缩”。
在产能和流动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往往习惯性地采取刺激政策，扩大货币和产能投放。但这却进一步增强了产能和流动性过剩，在增强金融性资产泡沫的同时，一般性消费物价总指数反而持续低迷下沉，从而产生一个颠覆传统理论和认知的结果：流动性泛滥带来的不是恶性通货膨胀，而是难以化解的持续通货紧缩，即“流动性泛滥下的通货紧缩”！
必须看到，面对需求不足和持续的通货紧缩，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功能将趋于失效，必须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共同发力。但财政（政府）与央行的配合又必须把握好“度”，不能追求不切实际的高增长而过度扩大产能和流动性投放。
3、世界格局剧烈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开启。
很多人曾经认为，苏联解体后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长时间保持下去，很难发生改变，甚至有人因此发出美国社会制度将成为“人类社会的终结”的喊声。
但这种看法低估了全球化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刻影响。中国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美国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形成了真正有世界影响力的“第三条路”（The Third Way）！
现在，中国已经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要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国家的宏伟目标，这是否会推动世界格局剧烈变化？从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然，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化，也必将引发极其激烈的国际矛盾，甚至难以逃避“修昔底德陷阱”！
回顾上个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全球性“大萧条”仍让人记忆犹新。其中，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从欧洲爆发的，但根源却与美国的崛起打破了原有世界格局的平衡，激化了原有列强之间的矛盾密不可分。
现在，中国的崛起将再次打破原有世界格局的平衡，可能会激化国际矛盾，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知、高度的重视和充分的准备。
当然，全球化的发展，已经使得中美两国乃至主要经济体之间利益高度融合，远不像当年美苏之间相互隔绝，缺乏利益联系，再加上当今主要国家的武器已经是毁灭性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性仍让人挥之不去，所以，再次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大大减弱。但这并不能完全消除出现不可预知之失控局面的发生，全世界有必要做好抑制和应对最坏可能的准备。
或许，世界格局剧烈变化刚刚开启，接下来的十年才更具挑战性！世界各国该如何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全球化发展趋势与世界格局变化的发展方向？是否应该摒弃霸凌主义和单边主义，顺应世界多极化发展潮流，切实深化自我变革，积极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美好世界？尽管这任重道远。
四、中国前景与挑战
物竞天择，历史将选择中国？中国亦将面对更大挑战，但可能又是最具发展潜力、让人充满期望的国家。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为应对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8年南方大水冲击，1999年中国全面深化住房体制改革、教育体制和医疗体制改革（“三大改革”），积极引进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推动其产业化发展，推动国家资源变收入、收入加投资、投资加杠杆，带动中国经济从2000年开始明显止跌回升（增速从1998年的7.67%上升到2000年的8.49%）。而恰恰在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崩盘、网络泡沫破灭，对美国经济带来严重冲击，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熄火，世界经济增长急需新的增长点。此时的中国成为不二的选择。
正是在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世界经济增长急需中国拉动的情况下，中国在持续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3年之后，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推动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吸引国际资本和产能大量流入，推动中国经济迎来十多年高速发展黄金期，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的火车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迅速调整宏观政策取向，很快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在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止跌回升，在2010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大幅度提升。
但受困于全球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影响，中国经济从2011年四季度开始下行压力不断加大，2012年经济增速从上一年的9.55%，陡然下降到7.86%，直接穿过“8”字头进入“7”字头。2014年中央明确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不再追求两位数高速增长，而要追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到2015年，经济增速又进一步从“7”字头进入“6”字头。更重要的是，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轨迹出现了根本性结构性转变，主要表现在：
1、财政收入结构深刻变化。从1999年开始，我国财政收入中，资源性收入所占比重不断提高，相应的，税费类收入增长压力不断减轻，各级政府税费征管有所放松、税费优惠明显增强。但从2015年开始，资源性收入增长遇到越来越大的约束，但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为此，政府首先想到的就是强化税费征管，之后就只能扩大政府债务。从央行披露的数据看，2014年末存款性机构“对政府债权（净）”余额为5.5万亿元，到2018年末增长到25.14万亿元，基本上以平均每年5万亿元的速度在增长，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不断加大，而且这种格局恐怕很难扭转！
2、货币投放结构深刻变化。从1999年开始，我国货币投放的主渠道，是央行购买外汇形成外汇储备相应投放的人民币（外汇占款），1999年央行外汇占款余额为1.41万亿元，到2014年5月末，达到27.3万亿元，这成为这一时期我国货币投放最便捷的渠道。但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央行外汇占款由升转降，2015年开始大幅度减少，到2016年末减少为21.94万亿元，比高峰期减少了5.36万亿元。到2018年末减少为21.25万亿元，比高峰期减少了6万多亿元。
央行外汇占款减少，意味着央行回笼货币、银行存款减少。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货币总量的适度增长，新增的货币投放则越来越依赖于银行贷款或购买债券。其中，2014年末银行人民币贷款和债券投资余额为96.17万亿元，到2018年末达到169.65万亿元，增加了73.48万亿元。
这样，从2015年开始，我国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就从央行外汇占款转化为银行贷款与债券投资，由此带来一系列深刻变化：央行购买外汇投放货币，不会增加社会债务规模和提高社会杠杆率，而且货币获取成本很低（主要就是外汇兑换手续费或买卖价差）。但银行贷款或债券投资投放货币，则会增加社会债务规模，提高社会杠杆率，并且货币获取成本大大提高（包括利息和手续费，直接费用和隐形费用等）。
在银行一方面因央行外汇占款减少而流失存款，一方面又要扩大贷款和债券投资的情况下，势必造成其流动性紧张，因此，央行理应配套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向银行输送资金。但在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工作重点后，认为“降准”属于大水漫灌式货币政策，不符合结构性调整要求的观点占据上风，从2016年4月份开始，基本上不再实施普遍降准，而改为小范围的“定向降准”。在降准不能满足银行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央行又不得不通过各种资金拆借方式向银行投放资金，其余额从2014年末将近2.5万亿元，到2017年末突破10万亿元，2018年末达到11.15万亿元。这尽管有效满足了银行的资金需求，但却大大提高了银行的资金成本：银行缴存央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年利率为1.62%，但银行从央行拆借资金的年化利率却基本上不低于3.6%，二者存在巨额利差。银行又会努力将资金成本对外转移，由此抬高了全社会的融资成本，特别是强化了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等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再加上2015年股市震荡，股票价格大跌，以股票质押贷款融资等受到影响，使得2015年开始，社融规模增速从2014年14%以上，下降到2018年的10%以下。
3、住户部门本外币存款减去贷款后的净存款的增长态势发生逆转。住户部门净存款，2015年末达到28.26万亿元，2017年末下降到24.68万亿元，比2012年末余额都低了。2018年末进一步下降到24.55万亿元。2016年开始，住户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尽管有利于当期经济增长，但却是建立在对未来经济增长、就业和收入预期乐观的基础之上，一旦出现预期逆转，将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4、劳动力人口增长出现拐点。国家因此放开“全面二胎”政策，但人口增长压力不断加大。人均寿命延长，但老龄化问题也快速凸显。
以上财政收入结构、货币投放结构、住户净存款增长以及劳动力人口增长态势转变，恐怕都不是临时性、阶段性，而是结构性、趋势性的，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轨迹转型调整出现真正的拐点。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经济经济发展轨迹调整转型，往往需要3至5年的探底摸索稳定时间。如果2015年成为中国经济调整转型的拐点，那么，2018-2020年则是中国经济调整转型探底摸索最为关键的阶段。这一时期，将是发展方式调整、新旧动能转变、各种矛盾集中迸发、各种挑战异常激烈的时期，但也是迈向新时代、确定新路径、实现新发展的关键阶段。
放在全球性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大环境，以及作为全球产能最为集中、进出口贸易依赖度非常高的国家，在经历过一轮远超预期的高速发展之后，毫无疑问，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增速下行的挑战，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式开启后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的挑战。2019年预计GDP增长6.1%，比上一年的6.6%大幅降低（2018年经济普查后应该还会提高当年增速）。预计2020年有可能进一步探底，增速理想目标为6%，可能控制范围在5.8%—6.1%之间。
必须看到，中国依然处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加快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处在难得的发展机遇期，与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依然存在改革开放发展的巨大空间和调整余地，改革开放依然是中国经济社会保持较快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中国已在深化改革开放方面做出具体安排，迈出实际性步伐。同时，中国依然拥有3万亿美元外国家汇储备；依然保持较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无风险收益率，调整余地很大；中央政府直接负债率很低、国家外债率较低等。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中国经济增速纵向比较会有所降低，但在主要经济体中，下一个十年依然可能是最高的（与美国相比依然会高出很多）！
考虑到始于2018年初的贸易摩擦，经过3年时间，到明年局势应该比较明朗；2019年中国猪肉大幅涨价对CPI的影响，明年上半年将基本解除，为货币政策调整提供空间（2019年9月开始已启动小幅降息降准）；新旧产能转换对经济增长的冲击，经过2020年之后也将趋于缓和。这样，2020年经济增长探底后，2021年经济增长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反弹。由此，尽管明年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下降，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比较稳定在7上下，金融市场对境外资本的吸引力可能进一步增强。
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模式，以及中国倡导和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倡议、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等，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支持，也更加增强全国人民的“四个自信”和民族凝聚力。香港问题的爆发，也使其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及其背后参与势力充分暴露，为问题的彻底解决创造了条件，为解决类似问题积累了经验。中共十九大确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目标、新方略，以及十九届四中全会确定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必将为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正是放在全球化大背景和世界格局深刻变革的时代背景深入分析，笔者对中国的前景充满信心，近年来不断强调：纵观世界风云变幻，中国这边风景独好；国际格局变换、改革永无止境；改革开创新道路，开放赢得新世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启幕，与之匹配的中国时刻是否会降临？让2030去回答。（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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