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投公司债务风险的严重性及广泛性

(一)非标违约增多，城投信仰岌岌可危，城投已处于不得不救的关键节点

根据企业预警通的不完全统计，2018年~2022年7月，全国城投累计发生非标违约事件约174起，并呈现出增多态势，城投债务风险逐渐暴露，城投信仰岌岌可危。

2018年上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分别出台了防范地方债务风险、规范地方政府和国企投融资的相关文件，城投政策持续收紧。在此背景下，城投非标违约开始生;2018年下半年至2020年，国务院出台政策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在不新增隐性债务的情况下，允许金融机构对隐性债务进行借新还旧及展期，政策的边际宽松使得非标违约事件有所下降;2021年以来，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等文件的出台，城投融资政策再次收紧，城投非标违约事件再次增多。

(二)各地财政自给率严重不足，城投非标违约可能只是开始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近年来，受经济下行压力、叠加减税降费规模扩大及新冠疫情影响，全国地方财政收入不及预期，财政自给率整体呈下降趋势，2020年全国地方财政自给率下降至48%，创历史新低;2021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取得一定成效，经济逐渐复苏，财政收入呈现恢复性增长，但全国地方财政自给率仍处于历史低位，各地财政压力依然较大(见图2)。

分地区来看，2021年全国31个主要省市中，22个省市财政自给率不足50%，更有4个省市财政自给率不足30%，主要集中于西北、东北等经济发展水平不足的地区(见图3)。

2022年上半年，受国内疫情反复、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等情况影响，经济复苏态势受阻，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同时，教育、社保等民生和疫情支出有增无减。财政收入增长乏力，刚性支出持续增长，使得财政自给率进一步下降，地方财政收支的矛盾不断加大，国内城投债务的危机凸显。

二、城投公司债务风险的理论分析及形成机理

(一)城投债务风险的理论分析

1、公共产品的市场失灵。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产品是全社会成员所必须消费的产品，然而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公共产品难以依赖市场机制实现有效供给，需要政府提供供给。

公共产品的供应量由公共产品的社会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成本决定，当两者相等时的产量即为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量。然而，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使得公共产品无法将拒绝为其支付费用的消费者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即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公共物品的消费权利机制出现失灵;同时，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意味着消费者人数的增加并不对生产成本产生影响，即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公共产品的上述特点直接决定了市场化供应机制的失灵。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受资金不足等因素影响，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公司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市场失灵也大大影响了城投公司资产的收益性及其融资能力。

2、财政分权理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徐斌在《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一文中指出，财政联邦主义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各有优势，为了最大化公共产品的社会效益，需要通过财政分权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工提供公共产品，这就要求给予地方政府与其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自主权。

首先，由于信息的限制，中央政府难以根据各地居民差异化的偏好，提供满足其需求的个性化公共产品。而地方政府基于其属地优势，能够迅速、高效地掌握当地居民的偏好，从而能提供更契合当地居民需求的公共产品;其次，相较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效率更高。这种效率的提升源于两方面:一是地方政府由当地居民直接选举产生，选举机制约束和激励了地方政府提供满足居民需求的公共产品;二是经济学家蒂伯特提出的“以足投票”理论，即居民可以根据公共服务产品的供应质量选择适合居住的地区。

因此，为了最大化公共产品的社会效益，需要给予地方政府与其责任相适应的财政自主权。（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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