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本汽车产业：加快海外投资布局，低油耗路线与高效库存管理模式降成本保持技术领先
石油危机后，日本汽车以其小巧、价格低廉、低耗油的优势迅速占领美国市场。1980年日本汽车在美国进口汽车中的比重达到80%，汽车贸易摩擦旋即打响。与纺织、钢铁等产业不同，汽车同时属于美国和日本的支柱产业，美国在汽车贸易摩擦中的诉求既包括保护本国市场又包括打开国外市场。在保护本国市场方面，美国采用201条款、多边谈判等方式，要求日本进行自主出口限制，设定出口增速；打开国外汽车市场方面，美国以301条款、增加进口关税相威胁，迫使日本进口美国汽车及零部件，并规定进口增速数字指标；日本试图通过WTO框架方式解决，未能成功，日本满足美国的大部分要求，开放市场。
日本汽车产业主要采取以下应对方式：1）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自主限制出口，减少对美出口；2）满足美方要求，进口美国汽车零部件；3）赴美投资生产，加快了在美国本土建立汽车组装工厂的步伐；4）开放市场，但始终保持高质量、低油耗的核心竞争优势，尽管受到贸易摩擦短暂冲击，但日本汽车出口量与海外产量之和一直保持上升趋势。
（1）海外产能投资与布局
1981年5月日美签订了《日美汽车贸易协议》，规定日本从1981年4月至1982年4月，对美国汽车出口限制在168万辆以内。1982年本田最先在美国本土建立日本第一家汽车独资企业，随后1983年日产在美国建厂，1984年丰田和GM合资。由于日本车企的美国工厂约50%汽车零部件都依靠当地供给，同时需要较大规模地雇佣美国工人，因此可以促进美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发展，并降低美国汽车产业的就业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日汽车贸易摩擦。
1980年后日本车企海外产量逐渐增加，到1990年时海外产量已经达到320万辆（其中北美产量占比达40%），10年增长近10倍，日本本土汽车出口量在1985年见顶后一路下滑。从日本车企在国际市场上的整体销量来看，出口量和海外产量之和从1970年约100万辆增至2000年约1000万辆，30年间增长约10倍，增长趋势并未受到贸易摩擦影响。
（2）坚持低油耗路线，“精益生产”高效库存管理提高效率
日本在50和60年代就开始研发低排量、低成本的“国民车”。70年代以后，日本汽车在低公害、轻量化、省燃料、高效率、低成本方面就一直走在世界汽车产业前列。两次石油危机后，日本汽车的低油耗、低成本优势相比于美系车和德系车进一步扩大，全球份额进一步上升。
丰田逐步摸索出高效的库存管理方式，即著名的精益生产（Just-in-Time）模式，大幅提高了工人的生产效率，并通过降低生产过程中的库存降低了成本。1955年，丰田的劳动生产率还低于通用和福特，但高效库存管理生产模式的推广使得丰田的生产效率在60至70年代快速提高，1963年，丰田平均每个工人可以操作5台机器；到1985年丰田的生产效率已是通用和福特的4-5倍。即使经过产能利用率、劳动时间等因素的调整，丰田工人的生产效率也可以达到美国同行的2倍以上。
根据MIT斯隆商学院教授Michael Cusumano的研究，80年代日本车企美国工厂（如田纳西的日产工厂、俄亥俄的本田工厂、加州的丰田-GM合资工厂）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仍显著高于美国同行。这说明日本车企的竞争力强并非因为日本的劳动力因素，而是由于日本车企先进的生产管理模式。即使日本车企在美国建厂后，美国同行也没有立即学习借鉴日企的生产管理经验，使得日本车企仍然保持竞争优势。
三、韩国如何应对与美国的高科技摩擦？
1、半导体、汽车等高科技商品成为韩国主要出口产品
韩国是全球为数不多的成功迈过高收入经济体门槛、实现增速换挡的国家。韩国自1960年确立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来，出口在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依靠出口，韩国从贫穷岛国跃升为发达国家，并于1995年底成为全球第12个出口额突破1000亿美元的国家。
对比1977、1995和2017年韩国出口的前五大商品可以发现，产品结构明显升级，从重工、低端制成品转为半导体、汽车等高科技产品。其中，半导体是多年出口占据前五且占比稳定上升的唯一产品。
韩国半导体行业以存储器为主，并垄断DRAM市场。2017年，韩国三星和海力士以81.2%的市场占有率在DRAM市场占据绝对优势，除了美国镁光，目前基本没有强力的竞争对手。
韩国以不到40年实现半导体崛起，主要源于以下方面：
（1）完备的现代化贸易制度，制度的制定和修订基本为自由贸易、提高在全球市场的占比而服务，保证广阔市场需求。至2017年底，韩国与52个国家签署并生效自由贸易协定，这52个国家的出口额占比高达70%以上。由于科技能最大程度地提升产品附加值，80年代后韩国提出“技术立国”思想，政府大力鼓励发展新技术，对半导体、汽车、船舶等高科技行业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
（2）通过企业内部间以及外部竞争，缩短“学习-模仿-超越”时间，快速提升科技实力。在64k DRAM上，韩国与日美的技术差距为4年，在16M DRAM产品，韩国与日美的技术差距缩短为3个月，在256M DRAM上，韩国领先日美3个月。
（3）美日经济争霸期间，韩国抓住产业变动产生的需求变化机会，财阀持续主导对设备、材料、人才投资，反超日本。韩国半导体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70年代初见成效，但90年代才发生巨大变化。不满足单纯给美日厂商进行低端加工，韩国企业在有了一定知识储备后，通过向美国购买技术、设备、海外学习并建立实验室开始学习和模仿，4年内就实现DRAM 64K的技术跨越，而日本花了十多年。之后将相同战略复制到256K、1M生产中，逐渐缩小与日本的差距。
到了1M向4M升级时期，韩国单个企业已经不足以攻克如此高的研发难度，因此在政府领导下，联合三星、现代和LG三家财阀、政府研究院与六所大学，成立国家4M DRAM研究项目，3年内耗费2.5亿美元，其中政府拨款57%。不同于美国和日本，韩国政府在科技产业发展初期的干预并不多，更多起到基金调配作用，除了一些基础共性技术联合研发，大多研发任务在各企业完成。在前期知识铺垫和政府资金支持下，通过韩国财阀的互相竞争，DRAM技术大幅提升，1994年在全球首次推出256K DRAM，开启先人一步的DRAM战略。韩国芯片专利数量从1989年的708项激增到1994年的3336项，其中三星拥有2445项，现代拥有2059项（单个企业专利数包含联合专利，因此三星、现代专利数加总大于总数）。对比同期的日本公司，专利数最高的两家分别为东芝1127项，日立546项。
2、韩国为何与日本结局不同？
韩国不同于日本，基本没有受到美国政府大力度的高科技打压，而是美国个别企业对韩国高科技企业向美国商务部发起少量的起诉，韩国被美国以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名义起诉的领域更多在钢铁、家电、化工原材料等。1993年，镁光向美国商务部发起起诉，最终发布关于韩国三星等企业DRAM存储器的反倾销税调查初步裁定，三星等被分别征收10-50%不等的进口关税。2003年6月，镁光发起起诉，美国商务部发布关于海力士进口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调查的初步裁定，韩国海力士被征收44.71%的进口关税，但于2008年取消。
总体上，韩国并未如日本和中国一样受到美国以贸易为名义但实质在于科技的遏制。韩国之所以未受美国打压，主要源于三个方面：错位竞争，转移出口市场，财阀与美方互换技术、共同研究。
（1）错位竞争
美韩高科技竞争的细分领域不同，业务有互补性。美日经济争霸期间，美国和日本争夺存储器行业主导权，日本快速发展甚至以86%市场占有率超越美国，极大地损害美国利益。但是美日争霸过后，韩国取代日本主攻存储器，美国却转向更具高附加值的处理器、ASIC等领域。因此，韩国与美国半导体行业并不正面直接竞争，甚至有相当高的业务互补，仅与美国个别主攻存储领域的公司有冲突。
（2）从对美转向对中国出口，转移矛盾
20世纪90年代是韩国存储器爆发的年代，韩国不断向欧美日输出产品。当时美国是韩国存储器出口的第一大国，出口金额从1992年的10.7亿美元上升至1993年的15.6亿美元，出口占比从15.7%升至22.2%。因此引发镁光公司向美国商务部起诉韩国三大财阀存储器倾销，三星、LG和海力士被最终裁定倾销幅度依次为0.2%、4.3%、5.2%。尽管韩国多次申诉，且并无证据证明LG与海力士存在反倾销行为，但是美国商务部依然维持原裁定。此后，韩国开始减少对欧美存储器的直接出口，逐渐转向中国。2017年，韩国对美国存储器出口金额下降为1.93亿美元，对中国存储器出口金额上升至280.14亿美元，中国取代美国成为韩国存储器出口的第一大国。
（3）韩国财阀与美方互换技术、共同研发，缓和矛盾
财阀主导、中小企业依附的产业模式中，财阀的跨行业、跨产业链性质使其可通过技术互换、共同研发等方式减少国际摩擦。韩国科技产业结构是众多中小企业为财阀提供材料、设备、副产品加工，再由三大财阀出口海外。因此众多中小企业面对的国际摩擦较少，主要由三大财阀承担。财阀跨行业跨产业链的性质，令其拥有多项复合技术，可通过技术互换、共同研发等手段化解纠纷，在稳定核心利益的同时做出让步。例如2014年，三星与英伟达关于图形处理器专利产生纠纷，英伟达向加州法院发起诉讼，并要求搭载三星猎户座处理器的最新款Galaxy手机及平板电脑禁止进入美国市场。但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将自身的部分专利授权给对方，并进行下一代GPU的共同研发项目，因此签订协议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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