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六：行业集中度进一步上升，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将在更多行业形成。

行业集中度的上升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然过程，它对应着企业规模效应的出现和头部企业品牌溢价的形成。比如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房地产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在过去10年中不断提升，CR10从2009年的4.9%升至今年的20%以上；CR30从8%升至32%。

市场结构的成熟度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大部分行业的行业集中度提升仍有空间。以实体零售渠道为例，中国CR10已由2013年的4.2%上升至2018年的5.0%；而2018年美国实体零售渠道CR10为36.8%。

经济增速变慢过程中，行业集中度上升的现象会进一步显著：

（一）经济增速放缓会推动传统行业从“增量竞争”进入“存量竞争”，从而带来行业集中度上升。

（二）外延式增长一旦慢下来，企业就更倾向于通过内涵式竞争去提高利润率和品牌溢价，这将导致强者恒强、优胜劣汰。

（三）研发和技术进步对现代企业来说越来越重要，而研发资源和绩效的分布往往更靠近一个垄断竞争结构，总会是部分企业形成优势。

所以，随着中国经济从中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过渡，更多的“头部企业”将会形成，很多行业都会逐渐趋近于垄断竞争型市场结构。

趋势七：就业压力与劳动力供给缺口并存，劳动力成本进入“结构性上升”期。

就业和劳动力成本，既受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又受趋势性、结构性因素影响。

我们可以以求人倍率（有效需求人数/有效求职人数）作为一个观察指标。求人倍率的同比代表周期性，经验上与名义GDP走势高度相关。即在经济同比下降的周期中，需求下降比供给下降更快，就业压力会周期性加大；而求人倍率的绝对值，则代表就业绝对供求的趋势性。它就更为复杂，一方面每一阶段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群是由前期出生、受教育、然后进入就业市场的人口曲线决定的；另一方面，供给又是分结构且彼此之间不可替代的，经济发展会扩大对某一类劳动力的需求。

从求人倍率的绝对值看，2009-2010年前后有一轮抬高，那段时间也确实是劳动力成本上升非常明显的时段，也是“刘易斯拐点”学术探讨最密集的时段；而2011-2017年相对平稳；2017年年中之后，求人倍率又有一轮抬高，2018年斜率非常明显。区域指标比如“上海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也有完全相同的走势。一般来说，求人倍率的抬高将推升薪酬成本。

从背后原因看，2009-2010年前后的求人倍率抬高和劳动力成本抬升可能源于劳动力供给度过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供给总量从年增加变为年减少，所以那一阶段抬升的是中低端劳动力成本；而2018年的这轮一方面仍与总量有关，毕竟劳动力整体处于年净减少阶段；另一方面则可能和供求的结构性失衡有关，即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特定劳动力需求上升更为明显。比如近年本地生活O2O对一定年龄段的物流快递人员的需求，就显著推升了青壮年劳动力成本；家政服务的渗透率上升推高了家政服务人员成本；制造业技术升级对于一定教育程度工人的需求，亦推升了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相关劳动力成本；半导体产业链等新产业的投资增加，人才需求上升，亦推升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的劳动力成本。

看未来五年，一则名义增长放缓，就业压力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并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一些时段周期性显著；二则劳动力供给继续处于一个下行期（人口曲线后推20年可以大致得到劳动力供给的状况），每年可能继续有一定劳动力供给的净减少；三则经济转型会增加对特定的劳动力类型的需求。

我们估计2018年这轮求人倍率的上升在未来几年仍会继续，劳动力成本进入一轮“结构性上升期”。

需要指出的是，“结构性”是一个相对概念，结构性变化也会影响总量变化。由于社会分工是一个多元化交互体系，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之间存在一个比价效应，一类劳动力成本抬高会影响另一类劳动力成本，这一点在逻辑上类似于经济学上描述通胀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型”。

趋势八：工程师红利（教育、科研、产业化应用）对经济贡献进一步上升，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和东南亚的低成本替代成为全球制造业的ɑ。

在《工程师红利就是下一个十年的人口红利》、《为什么我对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不悲观》中，我们指出，在人口数量下降同时，人口教育素质红利即“工程师红利”正在形成。经济增长的第一阶段往往靠人口（低劳动力成本），第二阶段往往靠资本（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第三阶段则往往靠R&D（工程师红利）。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工程师红利”：

一是教育。1998-2016年，中国完成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加了8200万；10年之后，中国将会有超过2.5亿人受过高等教育。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及研发密度的提升，都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体量。

二是科研。从近年Nature index统计的科研论文数量来看，中国科研已度过了拐点阶段。而且当前中国的研发和创新整体反映的仍是50-70年代高等教育（总量基数低）的成就；而下一波红利将来自于80-90一代（总量基数高）成为研创主力人群。

三是产业化应用。从经验规律看，发展中国家若保持技术追赶的连续性，则后发优势就是一个成立的逻辑。目前产业端仍在典型的技术追赶周期中，2018年中国PCT专利申请量已占全球21%；同时“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已经是比较明确的产业政策导向。这将推动中国制造业进一步转型升级。

2018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GDP占比为16.1%，名义增速为12.2%，高于GDP增速。可以预见，下一个五年“工程师红利”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将进一步上升。实际上，从2018年起，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市场已经在一些线索上提前反映“工程师红利”的逻辑，给予工程师红利特征明显的行业以溢价。

从越南FDI（全球资本关注）、中国对越FDI（部分加工型企业设厂），以及中国对越南出口数据（上下游产业链带动）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近年大量向东南亚转移。

从趋势上看，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和东南亚的低成本替代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两大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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