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可以用很多维度去衡量，其中之一是居民个人财富的增长。1978年，中国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约384亿元，其中，居民所持有价证券和保险的总额为零。而到了2018年底，中国个人的可投资金融资产已经达到190万亿元，40年增长了近5000倍。如今，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创造了如此巨额财富的一代人正在老去。时间把传承问题带到了新中国创富第一代的面前。这个问题涉及的个人财富规模在百万亿元级别，约50%的高净值人士正在或即将进行传承规划，而这个数字还会逐年提升。

中国经济发展正在经历新旧动能转换，这个过程中会有企业退出市场，会有企业转型升级，也会有企业应运而生。而这一切还发生在国际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重新分工正在进行中，深度交融的各大经济体都在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竞合格局充满变数。在这样的时代中，财富人群无论是继续经营自己的企业，还是就职于资深专业岗位，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都在加大。当创造新财富需要承担更大风险时，保护好存量就显得尤为重要。但保护好存量并不容易：企业融资负债或者为他人担保可能牵连个人财富，个人的婚姻家庭关系变化可能带来财产分割，子女家人的不当挥霍或者不慎行为可能导致损失……所有这些无处不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可能危及存量财富。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传承问题不仅值得财富人群作为个人去高度关注，也非常需要在宏观层面得到高度重视。

科技创新是中国经济下一个10年、20年甚至更长久的发展驱动力，新一轮的全球国力较量是构筑在科技实力的基础上的。而推动科技创新需要有耐心的钱，需要“长钱”。这些长钱投入到以科技创新为标志的“新经济”中去，做新经济的股东，是个人分享社会经济成长价值最好的途径，但很可能受益不完全在当代。而在长期刚兑盛行的中国资产管理市场中，“长钱”一直是非常稀缺的。随着经济波动下行导致的存量资产风险暴露，中国投资人对于长期、低流动性、高风险的投资品种会更加谨慎，这将进一步加大“长钱”的募集难度，也就会让科技创新更加饥渴。这是供需不匹配的深刻矛盾。这个矛盾在传承的场景中就可能有解：用做传承的财富，天然就是长钱，就是用来打造未来的资源。所以，做好传承，不仅是个人财富的代际安排，也是金融资源在社会层面进行重新配置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支持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的一项开源之举。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微观诉求与经济发展的宏观需要完美会师——用自己的资源，为下一代成就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有什么是比这更好的传承呢？对于已经在财富积累上充分证明了自己的一代人，有什么是人生下半场中更让人自豪的成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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