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绿城中国董事长宋卫平终于和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达成协议，终止了此前收购协议。孙宏斌联手九龙仓不成，不得不放手绿城。这场历经两个月的绿城控制权之争，终于以宋卫平的回归划上了句号。而复盘这场融绿之争，宋卫平的毁与悔让人深思。

一个仓促的决定，一份法律背景不清晰的合约，一场中国式的交易，两位有个性的创始人，三家公司的战争。这场闹剧对商界的普遍提示是：创始人对自己的公司“不求甚解”，总会陷入泥沼。

平静的深夜，风暴来临。2014年11月12日11点，杭州玫瑰园酒店，对回归绿城摇摆不定的宋卫平，等到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摆在桌上的是香港证监会对融创收购绿城案的意见函，绿城董事长宋卫平和绿城律师、幕僚一起看完之后，回归绿城的决心已不可逆转。这个时刻发生时，本刊记者就在离宋卫平几十米之外的咖啡厅内。就在前一晚，宋卫平已经放弃回归，答应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对绿城股票进行交割，而这份意见函改写了历史。

这份意见函明确要求在香港证监会行动委员会对交易双方是否为一致行动人问题做出裁决之前，绿城股票不能交割。而当天下午，融创方面的律师对宋卫平说可以交割股票。绿城律师还透露了一个细节，融创方面暗示他不要把香港证监会用英文写的意见函翻译那么精确，这个细节引起了宋卫平的怀疑。更加激怒宋卫平的是，律师说早在7月份香港证监会已经下发过一个意见函，而他作为交易主角竟然一直没有看到。

“战斗已经打响。” 11月13日凌晨3点的采访中，宋卫平这样表述。5月宋卫平卖掉绿城股权时，房地产市场风声鹤唳；而到了11月，房地产市场反弹、绿城起死回生之时，宋卫平要毁约。虚伪、见利忘义、缺乏契约精神，指责铺天盖地而来。宋卫平深陷道德审判，他每一次解释，都像是在找借口。

11月12日的深夜，宋卫平突然有了某种解脱感。他的幕僚说，这份香港证监会的意见让宋卫平对孙宏斌彻底死心，“公司不能交给这样的人”。这场收购案的另一位主角，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表现得极为理性、冷静、忍耐。迄今为止，他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也没有公开表露过任何对宋卫平的不满。

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讨伐宋卫平，也有人支持宋卫平。“我不相信一个好人能一夜之间就变成背信弃义的人。”一位已经离职的绿城高管说，基于对宋过往的了解，“他绝不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奸诈商人”。另一位离职创业的绿城前高管，专门把员工召集起来，讲述宋卫平怎样做事、怎样做人，并号召向宋卫平学习。宋卫平的旧部、绿城中国的6位执行董事重归于麾下。沈阳的一位业主倡议绿城的数十万业主提前交10年物业费帮助宋筹钱回归，青岛的业主已经自发众筹360万支持宋卫平。在一些有冲突的项目中，一些绿城业主打出了“孙宏斌滚出绿城”、“保卫宋卫平、保卫绿城”这样情绪化的口号。在之前历次绿城危机中，也都有绿城业主出手相助的故事。开发商与业主的这种关系，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

本质上，绿城纷争是股东之争、利益之争，其中也交织着江湖、价值观、商业伦理、法律等多重因素。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对这场纷争会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从规则、道德上层面，宋卫平一溃千里；但是在产品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上，宋仍然赢得了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甚至连宋卫平自己都是矛盾的：“不管别人怎么看，孙宏斌毕竟帮过我两次大忙，在我看来他接手绿城不是生意是帮忙。我们是朋友，但朋友归朋友，我还是要把他赶走，他不能那么做。”

站在法律的角度，这场收购案更像是一场闹剧。融创和绿城都是香港上市公司，7月7日融创已经支付了全部63亿港元的收购款项，宋卫平交出了绿城的管理权，但这样重大的事件既没有经过董事会批准、也没有发布公告。甚至在5月份宋卫平与孙宏斌在收购协议上签字时，这份合同本身就存在着法律背景不清晰的问题。而这些含混不清的法律关键环节，打擦边球的做法，成绿城纷争的根源。

“中国企业家的法律意识、规则意识、契约意识都不够。”浙商研究会会长杨轶清说。如你所知，这并非浙商近年来第一次因为规则意识为人诟病。11月27日，宋卫平再次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反思：“对家底一定要了解，这是这次矛盾的由来。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是我自己对税务、法务、财务，对资本，金融的不关心。不懂这些不能做董事长。”

这场混杂着情怀与野心，价值与欲望，信任与背叛的收购，在舆论发酵和推动下，让人眼花缭乱、真假难辨。舆论战、心理战、信息战、金融战、法律战，一一展开。而宋卫平能不能筹到钱，孙宏斌愿不愿意罢手，香港证监会是否判定他们是一致行动人，绿城第二大股东九龙仓会选择谁，都是巨大的悬念。（来源：《中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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