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面临局面和上世纪初极为相似，归根到底是当前全球贫富分化再度达到历史性高点，带来各国内部不稳定、以及问题外溢，高速增长的全球化进程或告一段落。
全球百年变局：贫富差距轮回。当前全球面临局面和上世纪初极为相似，归根到底是当前全球贫富分化再度达到历史性高点，带来各国内部不稳定、以及问题外溢，高速增长的全球化进程或告一段落。再加上老龄化加剧，主要经济体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货币刺激失灵。中国成为08年后全球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中国经济下行、不再强刺激，全球增速趋降。
问题都解决了？仅是杠杆转移。我国人口面临40年以来的拐点，潜在增速仍趋于下行。面对增速换挡，过去10年需求端刺激带来了杠杆问题，供给侧改革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面临一些更大的新问题，归根到底是面对出清压力时，我们更多采取需求端刺激政策，转移了杠杆。经济风险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效率提升幅度有限，反而还制约了政策的空间。往前看，市场还会面临出清压力，价格只有回归合理才是真正释放了风险。
房地产的韧性：从2013到2014。经济增长是有路径依赖的，过去的发展模式会影响未来经济和政策。我国明年经济面临的一个最主要问题，是房地产市场的均值回归。短期地产韧性来自因城施策、周期错位，更主要的还是来自“追涨杀跌”的惯性。其实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已经在恶化，房地产正在从“2013年”向“2014年”过渡。而一旦地产回落，经济仍有压力。
降息周期开启，债券、权益资产均受益。从内外环境、长短期因素看，我国经济明年仍难企稳，投资方面要看淡总量，不被经济数据短期波动扰动，更应专注结构机会。我们认为2020年边际影响更大的是政策变动，尤其是逆周期政策边际增多。预计2020年广义财政力度依然有限，但货币会渐进放松，中国降息周期才刚刚开始，地产调控政策渐松。权益机会主要仍在科技、医药等新经济，享受更多溢价；消费资产短期整体高估，但龙头长期保值；地产盈利趋降，但受益政策放松，龙头机会更大；周期类资产盈利趋降，难有超额收益。债市很难走熊，利率整体仍趋下行，短期调整即是机会。汇率短期反弹，但长期汇率仍趋于贬值。
一、全球百年轮回：矛盾外溢，分化加剧
（一）因何贫富分化？公平和效率的轮回
贫富分化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根据HarvardSWIID项目的测算数据，主要经济体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分化非常大。基尼系数为0表示绝对平均，为1表示绝对不平均。当前主要经济体的收入基尼系数基本都在0.3以上，都属于中等以上级别的贫富分化。南非接近0.6，印度、巴西、印尼、智利、埃及等都在0.4以上，属于贫富极其分化的状态。
与收入分化相比，财富的分化影响更大。收入分化的影响还没那么大，毕竟从量级上来讲，收入相比财富要小的多，全球居民财富的分化更大。根据Piketty and Saez项目的专业测算，主要经济体中，财富前1%的居民，持有的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重都在20%以上，俄罗斯高达43%，美国高达39%，印度31%；前10%的居民持有的财富占比都在50%以上，俄罗斯、美国都在70%以上，韩国、印度也都在60%以上。
贫富分化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公平的规则，也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我们用一个游戏模拟市场交易：假定总共有200个人参与这个游戏，每个人的初始财富值都是100元，绝对的平均分布；在每一轮游戏中，每个人将自己的1元钱随机送给另一个人，并且每个人获得钱的概率都相同；然后重复这个游戏2万次。
结果显示，随着游戏次数的不断增加，财富在人群中的分布越来越不平均。当游戏玩到2万次的时候，财富最多的20%的人占有了接近50%的社会总财富。
这种财富集中分布的状况叫做帕累托分布，以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名字命名。早在1896年帕累托就指出，意大利20%人口拥有了80%土地。
这个游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扩大往往都是不可避免的。即使经济中每个人获得收入的机会是完全相同的，随着交易次数的增多，最终财富的分布结果也极其不均衡。二战以后，全球经济迎来了平稳增长的环境，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全球贫富差距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幅攀升。
但我们也不能将贫富差距扩大视为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结果，因为市场化程度低的经济体的贫富差距未必就小，很多时候还会更大。关键的变量不是市场化和全球化，而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是否兼顾了公平原则，通过一定措施进行收入和财富的平衡和调整。而在调整过程中，绝对的平均主义也未必是好事，因为那样会损害经济增长的效率。所以还是要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第二，现实中获得收入的机会也并不是均等的。我们对上一游戏中的规则稍作修改，假设这200个人中，有5个人在每一轮游戏中获得收入的概率，都比其他人高一倍。结果显示，经过4000轮游戏以后，几乎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到了这5个人手中。说明如果提高一部分人获取收入的概率，财富会更加集中。
而经济增长过程中，每个人获得收入的机会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这也会加剧贫富的分化。这种获得收入的机会的差别，可能来自个人能力和努力程度，也可能是来自社会资源的差异。
所以从概率学上来分析，富人往往有几种：可以是极其幸运的人；也可以是非常努力或非常聪明的人；还可以是非常有社会资源的人。
就像我国封建社会的地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身份性地主，比如官吏享有很多特权，或者经过分封成为地主。另一类是非身份性地主，没有特权，但由于善于经商或者务农，每年收入除了自身消费外还能有剩余，而自汉武帝以后整体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这些“富余”的农民能够投资的商业资产很有限，就逐渐将财富投资到土地上，久而久之就成了地主。而生产力较低或“入不敷出”的农民逐渐丧失了土地，成为了“佃农”。地主和佃农的贫富分化，其实放在不同国别、不同时代的情形下，都是成立的。
第三，财富的变化是有路径依赖的。我们再度修改一下游戏规则，假定每个人的初始财富是不一样的，但每一轮获得收入的机会是均等的。结果显示，初始财富最少的“穷”人，最终只有13%能够进入到“富”人的行列；初始财富最多的“富”人，最终只有5%会“堕落”为穷人。所以纯粹从概率上来说，即使在最公平的规则下，“屌丝逆袭”也很困难，而富人穷困潦倒的概率也很低。财富的变化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
不过，也有80%左右的“穷”人，最终能够进入到中等财富的行列；有将近50%的“富”人，会逐渐退回到中等财富行列。说明尽管大幅度改变自身的财富状况很困难，但边际上的改变还是很容易的。
而在现实中，有很多因素会强化贫富差距的惯性。比如Thomas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导致资本所有者获得的收入比劳动者获得的收入要多很多。也就是说，如果原始财富不一样，每一期获得收入的机会也是不一样的，这是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70年以来，美国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涨幅远远大于工资，资本所有者的资产升值速度比劳动者收入增长快。美国富人的财富投资到房产和股票上，升值越来越快，而穷人本身就没有多少财富，享受的财富升值收益很少，而工资的收入也赶不上房价和股价的涨幅，这也是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
（二）内部问题外溢，全球化告一段落
而回顾过去两百年，发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更多是公平和效率的轮回。20世纪初也是全球贫富差距最严重的时期，在工业革命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全球经济不断增长，贫富分化也是逐渐加剧的，在20世纪初达到了历史顶点。之后全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欧美之间大规模贸易问题，以及发达经济的“大萧条”，而从经济学上来讲，这些事件都是财富再平衡、再分配的过程，所以贫富差距逐渐缩小。而7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问题再度凸显。
所以过去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全球经历了经济增长-贫富差距扩大-缩小贫富差距-经济再增长-贫富差距再扩大的循环。
当前贫富差距较大，会带来各国内部的不稳定，也很容易将这些内部问题向外部转移。近几年全球发生的一些事件，比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特朗普上台、民粹主义抬头，贸易问题等等，都和上世纪初极其类似，或多或少都与贫富差距问题有着很大联系。
而这些也意味着，高速增长的全球化进程或告一段落。过去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全球化的进程和贫富差距的变化，从趋势上也是一致的。工业革命后，全球化快速提高，之后被一战打破，进入下滑期；二战以后，全球化进程再度开始提升，当前贫富悬殊问题再度困扰各国。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WTO部分瘫痪，也印证了这一点。
（三）经济流动性陷阱，中国主导全球增量
从长期来看，人口、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共同决定了经济的潜在增速。美国1929-1982年间经济年化增长2.92%，其中1.34%来自劳动力贡献，0.56%来自资本，1.02%来自生产率提高。人口增长的贡献是最多的，也是最稳定的。而技术进步、效率的提升其实没有那么确定，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所以很多经济体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与经济增速高度相关。日本的劳动力增速在上世纪60-70年代有一波大幅下行，经济也因此告别高增长；80年代末以后，日本的劳动力增速再度下滑，经济增速也再下台阶，此后的20多年间，日本经济增速和劳动力增速均维持在极低的状态。类似的，韩国的劳动力增速从上世纪80年代后趋势性下降，经济增长也大幅下台阶。
而当前全球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拖累了经济增长。从经济角度看，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没有那么快的时候，人口的短板就会更为明显。2008年之后，随着二战后婴儿潮逐渐退休，全球老龄化程度开始加剧，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
在全球经济趋势性放缓的情况下，中国贡献了全球主要的经济增长，也主导了全球经济短期的边际变化。从全球存量终端需求来看，美、日、英、德、法、意的终端需求能占全球的一半，中国只占14%。但全球经济的增量主要来自中国，我们几乎每年贡献全球1/3的经济增长，所以中国很多短期经济指标都领先欧美。我国经济走弱，仍将是全球增量的主要拖累。
从近期的数据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依然偏弱，预计宽松货币刺激政策会继续出台。但货币不是万能的，主要经济体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
截至目前，全球总共有五个经济体出现了负利率，欧元区、日本、瑞士、瑞典、丹麦。全球负利率债券的规模，大约占到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的1/4。但经济增长是由生产要素端决定的，货币政策只能根据投资回报的变化，调整利率适应经济基本面，却很难改变经济运行的方向。央行只能决定货币供给，却无法决定融资需求。
而且，即使是负利率也是有下限的，下限就是现金的持有成本，欧洲、日本的利率已经到了降无可降的程度。此外，负利率的情况下如果再实行QE，对金融机构的负面影响会更大，这些都决定了宽松货币刺激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
而随着其他经济体增速转弱，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大幅下降。但传统的GDP核算中净出口的拉动作用，并没有很好的衡量外需的影响。例如今年出口和进口都很弱，但净出口对GDP的贡献还由负转正了。
我们利用投入产出表测算了外需的作用，结果显示，从2008年以后，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就在大幅下降。2019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贸易低迷，外需对GDP的贡献也是下降的。（来源：新浪财经）
责任编辑：旅游策划公司|农业策划公司|旅游规划公司|乡村旅游策划公司|企业咨询策划|品牌策划公司|企业咨询公司|家族管理办公室|城乡规划设计|项目可行性报告|养生养老策划公司|项目策划公司|规划设计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