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并未进入第四消费时代

1、仍处于品牌化、高端化的“第三消费时代”

按照时间及人均GDP水平划分，中国整体处在“第三消费时代”。即便三浦展在书中把日本的每个消费时代大致定为30年，但实际上四个消费时代是并存的。第三消费时代向第四消费社会的变迁的界限十分模糊，并不像第一消费时代切换至第二消费时代表现为个人消费品类的迅速丰富。反观中国，我们认为，整体上可能仍处于第三消费时代：

（1）按照同样的工业化建设以来（1953年至今）的时间划分，中国可能处在第三消费时代的初期；

（2）按照人均GDP划分，2018年中国人均GDP（现价美元）与1982年的日本相当，也是处于第三消费时代中期。

（3）而从人口结构来说，2018年我国的人口结构与1995年的日本十分相似，在人群消费习惯一致假设下，也应最接近日本的“第三消费时代”。

2000年以来，移动信息技术的变革加速了消费趋势的演变，消费市场中各个群体被互联网的触点所锁定。消费品在消费升级大潮下的“普涨”的态势，转变为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趋势。可以说，消费群体追求品质、追求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特征丰富着当下消费市场。这种个性化的趋势也十分符合“第三消费时代”的特征。

2、中日发展差异——中国没那么容易进入“第四消费时代”

（1）纵向看，中国发展速度呈现“陡峭化”特征，财富积累“爆发性”更强

国民总收入（GNI）是一个国家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劳动者报酬、生产税、补贴、营业盈余和财产收入等原始收入总额。世界银行通常用人均GNI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等级。在本篇研究中，我们用人均GNI的增速来对比中日两国的财富积累情况。

从直观上看，日本经济中高速发展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51年签署《美日安保条约》后，美日同盟和两国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为起点，至1955年左右恢复战后水平，1954-60年相继出现了神武景气和岩户景气，经济达到快速增长。同时，日本在1960年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完善再分配政策，实现了1960-70年代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的翻番目标，而后的1980年代的制造业升级又延续了经济的稳定增长。直至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币升值下的制造业出口疲软及国内房地产泡沫破裂叠加90年代后日本进入老龄社会，日本进入“失落二十年”，经济增长似乎陷于“停滞”为结束。也就是说，日本战后维持了近40年的人均GNI平均增速3.6%的中高速增长期，相对同时期全球增速较为平稳。

中国的人均GNI增速曲线更加“陡峭”，过去20年中国国民财富积累增长近3倍。与日本长达40年的战后增长期相比，我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导致的市场化经济的起步较晚。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始于1990年代市场化改革，但90年代中期呈现出一定的波折，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开始腾飞且在20年内增速“冠绝全球”。从人均GNI增速曲线看，中国这一时期相对于全球的人均GNI的增速也呈现出“高且陡峭”的特征，1990年代中期2010年平均保持7.55%的相对于人均GNI增速，随后逐步放缓至今的3.5%左右。

同时，中国的国民财富和资本积累指标也呈现这一规律。2019年5月巴黎经济学院的研究文献对中国1978-2015年的资本累积情况的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国民财富从1995年开始快速增加，私有财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90年代中期的186%左右快速增长至2014年的483%。这说明我国居民的财富积累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了加速阶段。在1990-2010年快速发展的“黄金二十年”中，人均国民收入的财富积累的速度比日本历史同期更加“猛烈”。

（2）横向看，中国比历史同期的日本贫富分化更大

以东亚为代表的后发追赶型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贫富分化的相对加剧有历史必然性。但应该看到，在日本在1950年代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贫富分化加大现象后（基尼系数由0.45上升至0.6左右），60年代日本政府实施了旨在扩大中产阶层人群数量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采取诸如：实施农地改革与新农村振兴运动、实施教育机会均等政策、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等措施在更加强调制度实施功能性的向低收入人群倾斜的“二次分配”政策。从实际效果看，尽管70年代后日本一次分配下基尼系数持续走高，但经过“二次分配”后，基尼系数始终控制在0.35左右，贫富分化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相对日本，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制度的优势，也是我国在历史同期发展和积累财富速度快于日本的重要因素。但对发展速度的过分强调，“二次分配”的相对滞后，特别是2008年4万亿基建投资和刺激地产后，中国的财富累积的不平等程度也要“猛烈”一些。2018年中国人均GDP与日本1982年水平相当，但中国基尼系数为0.468，远高于日本1982年的0.34。由此可见，中国的在过去20年获得快速的财富积累后，我国的再分配制度改革成效还未明显，目前的贫富差距的不平衡程度可能远大于相同发展阶段的日本。即便“黄金二十年”对应的特定世代内部，其分化也比较大。

（3）相同发展阶段的中日差异——导致中国的各个“消费时代”比日本更加“重叠”

纵向时间维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0年加入WTO后的经济“陡峭化”增长的背景，造就了世代间财富积累速度相对日本更加明显的分化；横向维度看，与日本相比，由于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更加注重效率，“二次分配”相对薄弱造成即使是同一世代内部，各个阶层财富分化也更加明显，两者叠加造成当下中国的各个“消费时代”在不同消费人群的分化极致演绎，这意味着，其中并存的结构性消费特征也更加明显。也就是说，分化的加剧会使同一人群处于同一消费阶段的时间拉长，中国“四个消费时代”的并存可能会维持很久。

除了财富分化导致的不同消费时代特征并存时间更长之外，中国庞大的人口给予了各个消费时代更大的市场容量。对比日本，我国人口是日本近12倍之多，处于不同消费时代的消费群体更多，每个消费阶段的空间更大，因此，我国在不同阶段的消费周期迭代或更长。

而近年来，相对日本，中国消费基础设施更加完善：高速发达的物流交通网络、互联网、大数据精准化营销的兴起，使得企业能够更低成本精准锁定到各个财富、偏好差异极大的目标群体，为其量身定制特定的消费品牌。而各个细分群体标志性消费文化的塑造，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大这种分化。

3、财富分化演绎下，中国多重“消费时代”并存

没有所谓的消费降级，消费升级所指的也是不同群体自身的“升级”，而下沉市场与高端市场的同时火爆亦是“消费时代”重叠现象的演绎。因此，从消费时代变迁角度出发，与其说，近年来火爆的下沉市场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追求性价比的消费降级，不如说是，中国特殊发展阶段造成人群间财富分化极致演绎下，各人群在自身消费升级过程中发生的“消费时代”的重叠。

也就是说：中国平均的收入水平处于消费升级的“第三消费时代”，决定了消费社会的整体的结构升级或消费理念的升级。从恩格尔系数来看，1978年以来中国恩格尔系数持续走低，2018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7.7%，与日本1983年水平相当。对标日本，我国还有一定的消费升级的空间。伴随经济增速的放缓，消费升级的“普涨”或告一段落，部分人群已经进入所谓的“第四消费时代”开始理性消费，但整体没有消费降级，我们的消费社会仍在升级。同时，从消费结构变化看，面临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我国的食品支出占比也会不断下降，消费结构也会向医疗、教育及养老等服务消费方向升级。消费升级的在财富分化演绎下，表现为消费社会的多重“消费时代”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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